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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近代日本汉学与对中国的东方学话语(1)

2017-08-04 06:51 【内容提要】
早稻田大學大學院教育學研究科紀要别册[C].1995,(3).27. 一直到江户时期汉学始终为日本学术的最高境界。但进入明治时代之后，日本将中国看成“落后”的国家，汉学已不再作为达到“先王之道”的学问，随之汉学渐渐地分成几门客观的、科学的学术领域。一批研究中国经典的学者及爱好汉学的作家，虽然一方面对传统中国有憧憬、向往的心情，但另一方面他们一致认为应该用从近代化获得的优势，对中国施加压力，进而改变它。在这一过程中，秉承西方列强，形成了为日本帝国主义获得殖民地提供理论支持的日本式东方学话语。
【关键词】 近代日本/日本汉学/近代文学/东方学 一、前言
一直居于日本学术最高境界的江户时期的汉学，进入明治时代以后，因受到西方学术的冲击，发生了质的变化。日本人开始以近代西方的价值观来看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其观点就是福泽谕吉的所谓“脱亚论”（《时事新报》1885年3月16日社论）中所说的：“今日之国际策略，我国不应有等待邻邦之开明才共同使亚洲发展的犹豫。宁可脱离他们的队伍，也要与西方的文明国家共存亡。对待支那及朝鲜之法亦不必因为是邻邦而慎重考虑。只要像西方人一样对待他们即可。倘若与坏朋友相处得深就会免不了自己也变坏了。我从心里谢绝亚洲东方的坏朋友。”但是，由于在日本人的心目中还存在着日本汉学的源远流长的历史所带来的传统的中国形象，因此在他们的心目中同时存在着这样两种形象：一是现在作为半殖民地的“落后”而“懦弱”的中国，二是作为“礼仪之邦”的“伟大”的过去的中国。
为此，近代以后，日本汉学家需要面对在理论上如何解决中国的双重形象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显示出东方学式的中国认识。另外，还有一些以中国古代文学为题材而写作的作家，因为他们也碰到了这种双重形象的矛盾，所以在他们留下的文本中也存在着对中国的东方学式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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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汉学之蜕变
传说中来自百济的王仁（日语读Wa Ni）给日本带来了《论语》和《千字文》①。从那以后源远流长的日本汉学的传统就开始了。之后，因实施“锁国”政策而完成了牢固的专制政体的江户幕府，正式采用朱子学作为公学，这时日本汉学迎来了鼎盛期。在国际关系方面，江户幕府也沿袭着其儒家式的世界观，即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型秩序”，这样就建立了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各国之间的比较稳定的关系。
但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各国的带着军事行动的压力迫使东亚各国改变了情况。日本进入明治时代以后，最先企图摆脱老旧的“华夷型秩序”的束缚，仿效欧美列强走上了迟到的帝国主义国家的道路。一时被看作无用之物的传统的日本汉学，分为几个方向继续存在下去。下面简单地归纳一下这几个方向。
直到江户时代的日本汉学，在“经史子集”的传统的四部分类法下，无论文学还是历史，都从属于经学。在明治时期完善帝国大学的时候，占大部分的经学随之改名为“支那哲学”（1882年）。三浦国男把明治以后的支那哲学的各学派归纳为以下四种：
（1）信奉儒教而把它活用于当代社会，试图加强国内体制的立场；（2）继承清朝考证学，试图以科学的实证的方法来研究古代文献的立场；（3）以西方哲学为范式，试图利用它的道理来解释中国思想的立场；（4）试图把中国（哲）学作为近代学术确立起来的立场[1]；另外，过去从属于经学的各领域也纷纷独立起来，如（5）如诗赋、小说、元曲这样的文学研究（literature）；（6）以西方历史学为基础的东洋史学（the Orient history）等近代学术领域也成立了；（7）还有，随着日本人在中国大陆加强殖民地政策，出现了作为社会科学的近现代中国研究；（8）进入昭和时代以后，竹内好（1910—1977）等人发行一本杂志叫做《中国文学（月报）》（1938—1944），也出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大体上可分为，（1）东京大学服部宇之吉（1867—1939）的支那哲学；（2）（4）从京都大学内藤湖南（1866—1934）、狩野直喜（1868—1947）一直到继承其衣钵的吉川幸次郎（1904—1980）的所谓的“京都支那学”（Sinology）；（3）东京大学井上哲次郎（1855—1944）；（5）东京大学盐谷温（1878—1962）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以及京都大学吉川幸次郎的元曲研究；（6）以东京大学白鸟库吉（1865—1942）、京都大学桑原氩裕?1871—1931）为主要学者的以西方史学为基础的东洋史学；（7）内藤湖南的《支那论》（1914）、尾崎秀美（1901—1944）的《现代支那论》（1939）、橘朴（1881—1945）的一些著作以及满铁调查部的报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