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班与清代乐府观念的转向(1)(3)
2017-08-05 01:35
导读：李西涯作诗三卷，次第咏古，自谓乐府。此文既不谐于金石，则非乐也；又不取古题，则不应附于乐府也；又不咏时事，如汉人歌谣及杜陵新题乐府，直是
李西涯作诗三卷，次第咏古，自谓乐府。此文既不谐于金石，则非乐也；又不取古题，则不应附于乐府也；又不咏时事，如汉人歌谣及杜陵新题乐府，直是有韵史论，自可题曰史赞，或曰咏史诗，则可矣，不应曰乐府也。
近代李于鳞取晋、宋、齐、隋《乐志》所载，章截而句摘之，生吞活剥，曰“拟乐府”。至于宗子相之乐府，全不可通。今松江陈子龙辈效之，使人读之笑来。王司寇《卮言》论歌行，云“有奇句夺人魄者”，直以为歌行，而不言此即是拟古乐府。
（钟）伯敬承于鳞之后，遂谓奇诡聱牙者为乐府，平美者为诗。其评诗至云某篇某句似乐府，乐府某篇某句似诗，谬之极矣。
这些诗人包括格调派、竟陵派和云间派的领袖人物，除了师门渊源的公安派外，他等于宣告整个明代诗歌主流的乐府诗创作是失败的。至于今人的乐府诗应该怎么写，他在《论乐府与钱颐仲》中提出：“乐工务配其声，文士宜正其文。今日作文，止效三祖，已为古而难行矣；若更为其不可解者，既不入乐，何取于伶人语耶？（中略）总之，今日作乐府：赋古题，一也；自出新题，二也。”这又等于说写乐府只有李白、杜甫那样的两种方式，除了题目分为赋旧题和立新题外，其他什么约束都不需要。
与乐府名义的辨析相关，冯班还对诗史上有争议的“歌行”概念作了考辨。《古今乐府论》指出：“七言创于汉代，魏文帝有《燕歌行》，古诗有‘东飞伯劳’。至梁末而七言盛于时，诗赋多有七言，或有杂五七言者，唐人歌行之祖也。声成文谓之歌，曰‘行’者，字不可解，见于《宋书·乐志》所载魏、晋乐府，盖始于汉人也。至唐有七言长歌，不用乐题，直自作七言，亦谓之歌行。故《文苑英华》歌行与乐府又分两类。今人歌行题曰古风，不知始于何时，唐人殊不然，故宋人有七言无古诗之论……《才调集》卷前题云古律杂歌诗一百首。古者，五言古也；律者，五七言律也；杂者，杂体也；歌者，歌行也。此是五代时书，故所题如此，最得之，今亦鲜知者矣。大略歌行出于乐府，曰‘行’者，犹仍乐府之名也。”这段论述涉及歌行体的源头、歌行的名义及文献依据、歌行与乐府的关系，无论是文献的运用还是结论都很精当。他的结论看来和胡应麟“七言古诗概曰歌行”的见解一致，认为歌行即唐代非乐府题的七言古诗，我个人觉得这一结论还可商榷，但台湾前辈学者郑骞的研究结果与之相同，足见也可备一说。(16)《论歌行与叶祖德》又断言：“今之歌行，凡有四例：咏古题，一也；自造新题，二也；赋一物、咏一事，三也；用古题而别出新意，四也。”这是在乐府的两种写法上增加了咏物和借题发挥，这都是唐人惯伎，赋物咏事其实也是自造新题，而借题发挥就是李白部分乐府旧题的写法，可以算作赋古题下的一支，所以四例也就是两例，(17)但乐府和歌行二体的界壁却被他打通了。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这么看来，冯班乐府论的主要精神似乎就是“破”——破除明人酷拟古词的固见，破除乐府、歌行二体的隔阂，那么“破”后有没有“立”呢？其实“立”就隐含在“破”中，冯班乐府论最重要的建设性成果，即重新确立了诗与乐的关系。在他所揭示的诗歌写作与音乐的七种关系中，除了第三种外，诗与乐都没有必然的固定的联系。既然古乐府曲调皆亡，连第三种可能性也不存在了，诗和音乐遂再无一丝关系。阐明这一点至关重要，不仅人们观念中对乐府音乐性的种种悬念得到消释，同时历史上的乐府诗也获得全新的理解。从消极的方面说，如关于乐府古词的语言风格，可知“乐府本词多平典……至有不可通者，皆乐工所为，非本诗如此也”；从积极的方面说，则李白的七言歌行洵为乐府写作的典范：“李太白之歌行，祖述骚雅，下迄梁、陈七言，无所不包，奇中又奇，而字字有本，讽刺沉切，自古未有也。后之拟古乐府，如是焉可矣。”由此出发，对乐府的把握和写作就不必再拘泥于音乐问题，而只须考虑风格或体制等其他方面的文体规定性。如晚近诗学家洪为法说的：“古诗与乐府除去入乐一点外，是没有什么相异之处，今则如何入乐又不可知，则更不必强论乐府贵如何主如何了。”他所以极称赞“冯氏此论最为通达”，(18)就因为这种观念的树立，确实祛除了历来在乐府理解上的一个重大迷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