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小说经典化的文化空间(1)(2)
2017-08-07 06:37
导读：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明代中叶以后,工商业的长足发展使江南取代京师成了风尚的中心;其中,“姑苏为东南一大都会,五方商贾,辐辏云集,百货充盈,交易得所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明代中叶以后,工商业的长足发展使江南取代京师成了风尚的中心;其中,“姑苏为东南一大都会,五方商贾,辐辏云集,百货充盈,交易得所,故各省郡贸易于斯者莫不建立会馆”[18]。据统计,明清时期,苏州共有会馆48所,其中27所由商人出资兴建,21所为官商合建。[19]苏州商业贸易之发达由此可见一斑。丰厚的文化资源与繁荣的商品经济,加上时人对于苏州文人雅士的崇拜,使苏州操控了雅与俗的解释权,引导着人们的消费时尚。王士性《广志绎》指出:“姑苏人聪慧好古,……又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其赏识品第本精,故物莫能违。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已皆尚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20]如,兴起于苏州的昆曲,很快就成为风靡大江南北的全国性剧种,无论是都会乡村,雅士俗夫,莫不以此为风雅;又如,苏州的
服装款式,也是全国竞相摹仿的时尚,以至在晚明,形成了一个所谓“苏意”的新概念。可见,苏州这座艺术和商业同步发展的大都市,不仅是制造供应出口国内市场所需丝、棉的主要产区,而且,还创造着消费的文化品味,影响着消费潮流。苏州的文学、
音乐、戏剧、书法、绘画等在全国深具影响力,其中缘由就在于苏州文化消费的巨大辐射力。当然,苏州成了江南乃至全国的文化中心,并不应和着“地理决定论”之说。人文的主导因素,即如何面对历史地缘所提供的条件,以及处置与反应是否得当,会有着全然不同的结果。这正如唐代诗人刘禹锡《金陵怀古》诗中之句曰:“兴废出人事,山川空地形。”江南成为小说“经典化”的历史地缘,除了江南的都市化进程外,与明清之际文化的“突破”、士人的分化和参与、印刷文化等也紧密相关。 文化的“突破” 历史地看,人类生存的每一个时期都是过渡阶段,其间,联系着两个性质悬殊时代的中间一段,如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晚唐五代到北宋初、晚明(或称“明清之际”),与晚清等,则是具有特殊价值的、文化“突破”的时期。何谓“突破”?史学家余英时先生曾就“突破”一词作过如下解释:“所谓‘突破’是指某一民族在文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对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与历史上的处境发生了一种系统性、超越性和批判性的反省;通过反省,思想的形态确立了,旧传统也改变了,整个文化终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更高的境地。”[21]在余氏看来,历史上重大的文化“突破”,往往以一个“崩坏”的阶段为之先导,文化“突破”现象是衡量文化进步发展的重要指标。
那么,“晚明”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近人嵇文甫先生对此有一个生动的精辟描述:“(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是一个斑驳陆离的过渡时代。照耀着这时代的,不是一轮赫然当空的太阳,而是许多道光彩纷披的明霞。你尽可以说它‘杂’,却决不能说它‘庸’,尽可以说它‘嚣张’,却决不能说它‘死板’;尽可以说它是‘乱世之音’,却决不能说它是‘衰世之音’。它把一个旧时代送终,却又是一个新时代开始。它在超现实主义的云雾中,透露出了现实主义的曙光。”[22]作为一个思想史上的转型期,“晚明”大体是十六世纪的下半期和十七世纪的上半期之间;其时间上限,或以嘉靖中期始,或以万历元年始,史学界暂无定论。但是,我们如果注意到它的“过渡”性,那么,古人的看法对于我们的认识是极有参考意义的。《明史》云:“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秩然。……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23]在嘉、隆以前,程、朱理学占主导地位,此后王阳明心学影响则后来居上,这是从理学与心学在士人中所占的位置而言的。这种理解充分注意到了思想史的转型事实,不无启示意义。有学者以官方对心学的认可时间,作为判定理学与心学之间学术影响力发生转化的标志,而以隆庆年间为晚明的起点。[24]这既与《明史》作者以嘉、隆为界的本意相符,亦与文化研究的“突破”理论相契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