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小说经典化的文化空间(1)(4)
2017-08-07 06:37
导读：江南的都市化,历史的“断裂”,以及文化的“突破”,与通俗小说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关联,但它们之间并非构成一种自然生成的因果关系。在更多的情况下,历
江南的都市化,历史的“断裂”,以及文化的“突破”,与通俗小说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关联,但它们之间并非构成一种自然生成的因果关系。在更多的情况下,历史所提供的只是一个大的文化氛围;士人的分化和积极参与,也是明清之际小说“经典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士人的分化和参与 自宋元到明清的发展,江南人才辈出,学术文化历久不衰,形成以长江三角洲为核心的江浙人文渊薮。据《明史》儒林、文苑传,全国著名儒生,80%以上在南方地区,尤以江、浙、赣为主,三地的文士儒生占南方的783%,全国的667%。明中叶以降,南方的阳明学尤盛,分布极广。学术昌盛,私人藏书之风勃兴,藏书家尤以江浙为多。江南学术与学风之盛,造就了大批的士人。
万历以来,由于政治黑暗,威权式微,社会动荡的刺激,士人结社成为风尚。结社目的从谈诗论文,趋向风评政治社会,士人开始扮演知识分子的角色。在付出了血腥的代价之后,随着江南的都市化与文化通俗化,传统的以士大夫为中心的社会生活方式,既有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发生转变。天启后,尊崇性情的士风盛极一时,士人的“治平理想”置换而为“俗世情怀”。这使得士人内部发生了分化,士人与商人之间的关系极其密切,表现在一部分士人“弃儒就商”,加入了商人的行列,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理想追求出现“世俗化”倾向:“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孙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36]另一方面则是商人的“儒意”,即商人向士大夫阶层的趣味与生活方式靠拢。儒与商、士人与市民文化的揉为一体,有力冲击了传统的文学观念和文人阶层。
从传统中游离出来的文人士大夫,与围绕宫廷的士大夫官僚不同,他们多属在野知识分子;他们结社讲学、臧否人物,崇尚标新立异,独抒己见,深刻影响着社会的舆论,形成了与朝廷正统观念相抗衡的、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政治、文化势力,而担当起了该时期文化发展的重任。据《明史》载:“正、嘉之际,王守仁聚徒于军旅之中,徐阶讲学于端揆之日,流风所被,倾动朝野,于是萆鹬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37]有明一代的书院,嘉靖年间占3713%,万历年间占2271%;从其空间分布看,长江流域646所,珠江流域364所,黄河流域229所。[38]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书院是孕育和流播非官方学术思想的温床,它们为非体制内的士人群体提供了活动的场域,并在客观上与官府形成了对抗之势,江南书院成了吸纳各种非官方意识形态的场所。由于有了商贾的大力支持,书院盛极一时,广布江南,大幅度提高了教育的普及率,书院学生中有相当部分成了通俗小说的读者;而“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未有不读小说者”[39],“市井粗解识字之徒,手挟一册”[40],“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41]。正是以一批私塾——“书院”为基地,才形成了所谓的“阳明学派”,当中受激进学风影响的“王学左派”,成了在野知识分子的典型。如上所论,由他们引发了儒学话语的转向。从此,激越的个人主义批评精神复兴了,试图恢复人类世俗生活尊严的学说取代了超越性的“理”的
哲学,传统经典的地位分崩离析。王艮、李贽等人的思想行为,对于寄托于旧的权威的士大夫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继李贽之后,汤显祖、公安三袁、顾炎武、黄宗羲等人追随时代的发展,在学术思想上“慕奇好异”,形成了明末清初思想解放的潮流,它推动着士人去亲近民间文学,亲近小说、戏曲,嘉靖以后小说的繁荣得益于王学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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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知识分子当中,还有一批被称为“隐士”的“才子”,他们与书院出身的人不同,他们一面批判当代社会,一面创造着自由的“才子文化”。如吴中的沈周、祝允明、唐寅、文征明、徐祯卿,包括金圣叹在内,都是这群“自由人”的代表。他们不受旧权威的约束,在商品经济发展的驱动下,开始走向市场,放情竭意,受到民众的喝彩。此外,还有一批以不同于“隐士”的方式跟现实对抗的知识分子,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在当时全体知识分子当中,最接近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那些汲取宋、元话本、戏曲作家养份的知识分子,便是其中的代表。他们多为科场与官场的失意者,无缘挤进封建统治者的队伍,不得不以怀才不遇告终。这就是所谓“士怀才不遇,蹭蹬厄穷,而至愿为优伶,手琵琶以求知于世,且愿生生世世为一目不识丁之人”[42]。他们流落民间,与娼妓艺人为伍,借小说、戏曲的创作抒写怀抱,倾吐自己的心声和哀乐,而在市民的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理想境界,文人士大夫这样的“市民发现”是晚明小说兴盛的一大背景。明人周晖《二续金陵琐事》中提到王世贞与詹景凤的一段对话,相当耐人寻味:“凤洲公同詹东图在瓦宫寺中,凤洲公偶云:‘新安贾人见苏州文人,如蝇聚一膻。’东图曰:‘苏州文人见新安贾人,亦如蝇聚一膻。’凤洲公笑而不答。”从王、詹二人的谐谑中,我们看到了明清之际文人与商人相互依存的关系,拥有文化资本的苏州文人,与拥有财富和市场的商人,彼此互通有无,各取所需。这种“士商互动”,正是晚明社会文化通俗化的生动体现,也是明代通俗小说兴盛的一大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