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小说经典化的文化空间(1)(3)
2017-08-07 06:37
导读：明清之际文化的“突破”,有两点尤其值得我们重视: 其一,王纲解纽,为通俗小说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自由文化空间。明中叶后,政治百病缠身
明清之际文化的“突破”,有两点尤其值得我们重视:
其一,王纲解纽,为通俗小说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自由文化空间。明中叶后,政治百病缠身,大凡历史上所能找到的专制政治的弊端,无所不具。如帝王骄奢淫逸,宦官擅政,政以贿成,争权夺利,加之矿监税使,民众抗争,还有后金的崛起等等,内忧外患,不一而足。有学者就指出:“明之衰,衰于正、嘉以后,至万历朝则加甚焉。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25]这是一个礼乐政治“崩坏”的时期,政治的晦暗造成了无可弥补的伤痛,却为文学与文化的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契机。我们注意到,明季统治者在政治上十分腐败,在文化上却没有采取极端的专制主义。对于通俗文艺,统治阶级自己也很喜欢,如明宪宗好听杂剧及散词,搜罗海内词本殆尽;明武宗还是小说《金统残唐记》的热心读者,万历皇帝耽视小说,以至时人批评曰:“神宗好览《水浒传》,或曰,此天下盗贼萌起之征也。”[26]官方对“诲淫”、“诲盗”的小说、戏曲也准刊行、演出,无意中充当了小说倡导者的角色。司礼监经厂首先刊印《三国演义》,武定侯郭勋与都察院于嘉靖年间分别刊印《三国演义》、《水浒传》;南京国子监——当时的最高学府之一——也刊印了一部《三国演义》。天都外臣即兵部侍郎汪道昆说,《水浒传》自郭勋刻印后,“自此版者渐多”,“雅士之赏此书者,甚以为太史公演义”[27]。上行下效,嘉靖以后,官员文士阅读收藏小说,蔚然成风。憨憨子《绣榻野史序》称其经过书肆时,“见冠冕人物与夫学士少年行,往往诹咨不绝”。我们知道,娱乐是以不干预实际生活的方式释放感情的一种形式,随着消遣娱乐成了一种追求,“文学失去了神圣的、神秘的色彩,它不再为自我欺骗服务(有别于讲经),而是成了纯粹的毫无掩饰的‘虚构物’,对这种虚构物,人们可以发生兴趣,但不必相信”[28]。据王利器先生《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有关小说、戏曲的禁令,明朝中央法令12条,地方法令7条;而清朝中央法令多达106条,地方法令也有73条;明朝所禁书目仅《剪灯新话》、《水浒传》两种,而清朝所禁书目可多了:道光时湖州知府禁“淫词小说”达120种,同治时江苏巡抚增至300种。联系明中叶文化的世俗化进程,对其文网之宽松便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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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儒学的转向,即心学的兴起,及其所开启的文化通俗化的潮流。在思想文化领域,明太祖“即位之初,首立大学,命许存仁为祭酒,一宗朱子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29],强调“四书五经如五谷,家家不可缺”[30]。明成祖时特命儒臣胡广纂修《性理大全》、《四书五经大全》等,颁行天下,为士子求学、出仕的必读教科书。“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知须躬行”[31]。程朱理学在明初一统天下,维系着貌似安全统一实则呆板僵化的文化秩序。明中叶以降,心学兴起,它以心为良知,既将主体作为道德的根源,又看作一切价值的赋予者,主张做人当致力于自我的完善与扩张,而不必拘泥于典训、拜倒于偶像。心学发端于陈献章,大张于王阳明。王阳明反对程、朱将“理”与“心”分开的思想,主张“心即是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倡导“致良知”。隆庆年间,王氏之恤典被追补,心学初步得到朝廷的承认而广为传布,严重动摇了朱子的权威地位。嘉靖时,以王艮所传衍的“泰州学派”,以及以王畿为代表的“王学左派”,阐发了王阳明对抗程朱理学的思想,倡导非圣无法、倒翻千古是非的“异端”学说。如王艮提出:“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内不失己,外不失人,成己成物而后已”[32],注重良知于日常生活中的体现。其后,李贽远绍王阳明,近承何心隐,更是主张自然人性论和个性解放,极力批判理学的尊孔、道统、拘守名教和歧视妇女等思想,宣扬商品经济的利益原则。他不仅提出“天下尽市道之交”,还认为这种“市道之交”是合乎道德的,即便是圣人君子也有势利之心;趋利避害,追求个人享受,是人生合理的需要。[33]李贽斥责程朱理学信徒为伪道学,认为经典并非真理的来源,而是可以质疑的文献。李贽将“良知”推向了极端,以“童心”为人之本来面目,为社会价值之最高标准,提倡以“人”为本,以“己”为本,毫不妥协地捍卫着理性的自主性。万历十二年(1585),王阳明被诏命从祀于文庙,标示着王学被认可为正宗,从此取代程朱理学,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余英时先生指出:“与朱子反复向皇帝陈说‘正心、诚意’不同,阳明说教的对象根本不是朝廷而是社会。他撇开了政治,转而向社会去为儒学开拓新的空间,因此替当时许多儒家知识分子找到了一条既新鲜又安全的思想出路。专制君主要使‘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现在阳明却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而良知则是人人都具有的。这样一来,他便把决定是非之权暗中从朝廷夺还给每一个人了。从这一点来说,致良知教又涵有深刻的抵抗专制的意义,这是阳明学说能够流行天下的一个重要的外缘。”[34]而且,“‘良知说’的‘简易直接’使它极易接受通俗化和社会化的处理,因而打破了朱子‘读书明理’之教在新儒家伦理和农工商之间造成的隔阂。”[35]儒学的通俗化、社会化深刻影响了整个文化领域,为通俗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内在的文化基础。事实上,俗文学的兴起便与心学的兴起过程相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