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左翼文学而引起的思考(1)(3)
2017-08-08 05:17
导读:《新青年》左右翼分化之后,鲁迅与陈独秀同样也仍然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鲁迅一直很感念陈独秀动员他写小说之事,他完全明白,没有《新青年》和
《新青年》左右翼分化之后,鲁迅与陈独秀同样也仍然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鲁迅一直很感念陈独秀动员他写小说之事,他完全明白,没有《新青年》和陈独秀就没有中国现代小说开山祖之誉的鲁迅, 所以他后来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1933.3.5)这篇文章中就明明白白记下了这一笔:“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现在我们还能看到陈独秀写给周作人信中的这样的话:“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转告他。”(1920.3.11)“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1920.8.22)陈独秀的催稿信现在已是鲁迅研究的珍贵资料。1933年鲁迅记下对陈独秀表示感激的这一笔的时候,也正是陈独秀身陷囹圄之时,并且早已遭到共产国际的嫁祸和清算,被中共开除出党了;而此时鲁迅却是中共外围组织“左联”中人,并被视为左翼文学的旗帜了。由此可见,鲁迅是珍重历史的,他并未受“左联”中共产党人的成见的影响。
至于鲁迅与胡适,当时他们更是学术上能够切磋的好友。《新青年》的分化,一般以胡适1920年12月间写给陈独秀的“发难”信作为分化的标志。当时胡适和北京的同人们看到《新青年》越来越政治化,已经直接介于政治斗争,这已经超出了文艺复兴性质的文学革命、思想启蒙主义的奋斗宗旨;而此时《新青年》的出版发行又受到大的压迫,已经被当局禁止邮寄发行,出于挽救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杂志的考虑,胡适便写出这封回答陈独秀并上海编辑部的信。在这封信中胡适提出了三条意见供陈独秀考虑:
1.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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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但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兄似更不便,因为不愿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张趁兄离沪的机会,将《新青年》编辑部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
3.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办法。但此法与“新青年社”的营业似有妨碍,故不如前两法。③
胡适这封信的三条意见,简单地说,就是:一,分家。即上海的《新青年》任其政治化,北京另办一个纯学术的杂志。二,迁移。即《新青年》编辑部移回北京,并发表宣言重申不谈政治、注重学术和文艺的办刊宗旨。三,停刊。即在目前难以为继的情况下索性就此关闭。
这之前陈独秀的来信是写给北京全体同人的,大家都先后传阅了。胡适的这封回信也向在京的朋友们征求了意见,大家也都各抒了己见,可以说胡适是代表北京的同人回答陈独秀的。事实上北京的同人基本上都赞同胡适的意见,即赞成胡适信中所提的前两条方案,包括左翼代表人物李大钊。胡适告诉陈独秀:“此信一涵、慰慈见过。守常、孟和、玄同三人知道此信的内容。他们对于前两条办法,都赞成,以为都可行。馀人我明天通知。”鲁迅接到胡适的通知后,态度十分明确:“我的意思是以为三个都可以的,但如北京同人一定要办,便可以用上两法而第二个办法更为顺当。”并且他还代表周作人答复,同意采取第二种办法。虽然他在信中表示不同意声明不谈政治,但他的意思是这种宣言、声明无用、多余,而不是从原则上反对“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他以为“此后只要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我所知道的几个读者,极希望《新青年》如此,就好了。”(《鲁迅全集》第11卷《210103致胡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005年版)这表明他更注重实际,不事张扬,只要切实的去做,坚持注重学术和文艺的办刊方向“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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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代表北京同人的表态,使陈独秀大为光火,他写信指责胡适拆台是反对《新青年》、反对他本人。为消除误会,胡适立即收回了第一条和第三条办法,并且也收回了第二条中特别提出的声明“不谈政治”的建议,仅保留了《新青年》迁回北京来编辑这一点,并再次写信请北京同人进行表决。表决的结果与第一次基本一样,在原则上没有什么改变,这里只引三位最具代表性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