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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左翼文学而引起的思考(1)

2017-08-08 05:17 【内容提要】
关于重新审视左翼文学运动的历史作用及其经验教训，本文并没有直接阐释，而是从左翼作家中的最重要的一位人物鲁迅的个人体验中来进行考察和探讨的。这里所说的“个人体验”，首先注重的就是当事人的第一手资料，以史料来说话、以最客观的事实来作结论。文章内含有两个部分，即以新文学运动和左翼文学运动这两个时期来进行分析和互相观照。前一部分以《新青年》团体为中心，分析了《新青年》同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陈独秀与胡适、鲁迅与陈独秀及胡适之间的关系，由此而认识到新文学运动本质上是属于文艺复兴性质的思想启蒙运动，而并不宜纳入纯粹的政治斗争的范畴之中。文章后一部分，从“左联”的建立直到解散始终存在内耗甚至是残酷斗争的危机这一事实来进行分析，说明了：作为一个政党外围组织性质的文学团体，它其实是没有承当文学革命与思想启蒙的任务的；因此，它并不能在真正意义上促进文学运动向前发展。 【关键词】 左翼文学/《新青年》/陈独秀/胡适/鲁迅/“左联” 每读《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这篇未完稿都使人感到无限的惋惜，这篇回忆正待展开，也许只差一天的工夫就可写完，可是意想不到的是，他的肺病急性发作了，更意想不到的是，由于一个日本医生的耽搁，——这个日本医生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甚至根本没有考虑让家属及时送他到医院采取合理的抢救措施，严重的失职，延误了病情，因而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发生了无法挽救的不幸事情。他的突然去世，并不只是中断了一篇文章或一本书的写作，而是过早的中止了一位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作家一生的事业，尤其是当他正由一个边缘作家开始向纯文学回归之时，就尤为可惜。他的遗孀许广平整理他的遗著时说，有几篇文章他是另外单独放在一边的，这就是：《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女吊》（见《且介亭杂文末编·后记》）。这是一组《野草》、《朝花夕拾》性质的散文作品，他生前计划还要陆续写出一些，准备再编一本散文集或一本回忆录的，他跟冯雪峰就说过这个意思。鲁迅除了把《半夏小集》等4篇散文另搁一边之外， 很明显还有一篇回忆散文他是没有放在待编的《且介亭杂文末编》里的，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师父》。这一篇回忆散文发表在刚刚在上海创刊的他的友人孟十还编辑的《作家》月刊的创刊号上。此刊的第2期接着发表了《〈出关〉的“关”》，第5期上又发表了他在左翼文学运动中的最后一篇论战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而后面发表的这两篇文章，鲁迅都已经放进了待编的《且介亭杂文末编》文稿里了，单单把在同一杂志上发表而且时间相距这么近的一篇回忆散文《我的第一个师父》剔开，显然作者是另有考虑的。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不论他对于论战性的杂文还抱有多大的热情，有一个客观的事实摆在了他眼前，即“左联”已经解散，甚至他认为是溃散，这使得他不得不在写作的重心上有所转移，做出重新的选择。当时的大环境是，左翼文艺界领导者，正倾全力执行化敌为友的国防文学政策，这对于一个坚决的反对专制主义、反对独裁政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使之失去所攻击的对象，失去了他那如匕首般的杂文的功能了。这比五四时期《新青年》团体解散后成为了“游勇”还令人灰心，虽然那时本来就是自由结合的团体消散了，朋友情谊都还是在的，最重要的是它允许“游勇”的存在。就说《新青年》同人，所谓左右分化之后，左派的陈独秀与右翼的胡适仍然是朋友，而且可以说是非常牢靠的朋友。1923年底他们两人应邀为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编辑的《科学与人生观》一书各写了一篇序言，这是他们两人携手共同批判唯心主义玄学、批判张君劢和梁启超的世界观的一次思想论战。在协同作战中，他们两人之间也进行了关于唯物论哲学的探讨，其时二人之间的思想分歧是带根本性的，政治理念也很不相同。胡适后来回忆说：“这部二十万字的集子，我做了一篇序，陈先生也写了一篇，他极力反驳我，质问我，陈先生那时已转到马克思主义那方面去了。他问我所说马克斯的唯物史观可以解释大多数的话，能否再进一步，承认它能解释一切。……他是注重经济条件的，我也没有反驳他，因为他不否认人的努力，两个人的主张不算冲突，不过客观的条件虽然重要，但不仅限于经济一个条件，至于文化的条件，政治的条件，也是不能否认的。”（《陈独秀与文学革命——在北大国文系的讲演》）陈独秀确实是对胡适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在所写序言中说：“……适之最近对我说，‘唯物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经过这回辩论之后，适之必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陈独秀先生序》，1923.11.13，转引自《胡适文存二集·〈科学与人生观〉序》）但胡适却说：“……我个人至今还只能说：‘唯物（经济）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独秀希望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可惜我不能进这一步了。”（《胡适文存二集·〈科学与人生观〉序》附录二《答陈独秀先生（适）》，1923.11.29）实际上他们之间围绕序言中提出的哲学命题后来一来一往的质疑、互答，反而超越了与原批判对象所进行的讨论，深化了这次思想论争。此时的陈独秀已是一个完全的政治人物，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了，他并没有因此视胡适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右翼反动知识分子；而胡适却依然是一个纯然的学者，他也没有因为陈独秀信仰马克思主义而视其为政治危险人物，尽管在《新青年》时期他是反对“赤化”的。他们在哲学上甚至政治思想上，能够求同存异，没有势不两立；他们两人都能够做到如此的宽容，达到这样的境界，原因在于他们都具有高度的民主意识和科学的头脑，毕竟他们二位是中国近代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