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年主义与中国(2)
2017-08-10 01:16
导读：中国古代思想中有没有千禧年主义?要想在儒教和道教这样的中国本土思想中找出与regndbunt cum illo mille annis(作王一千年)这样的理念在形式上的对应提法，恐
中国古代思想中有没有千禧年主义?要想在儒教和道教这样的中国本土思想中找出与regndbunt
cum illo mille
annis(作王一千年)这样的理念在形式上的对应提法，恐怕不会有什么指望。比较文化研究中的相反事例可以证明这一点：即便像一些比较研究者那样找出了两种文化思想中的相同语词或观念，并不等于其含义就是相同的。相反，人们倒是可以发现一些不同民族文化都共有的思想类型，或Max
Weber所谓的"理想类型"。于是可以问，千禧年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方式，是否可能在中国思想中找到呢?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搞清楚千禧年主义究竟是一种什么思想方式，或者问，具有怎样的思想结构。
千禧年主义给人带来的首先是大灾变临头的时间感，就好像中国人熟悉的所谓"闰八月"，在这样的年分中，必有灾难和变局发生。不过，在"闰八月"的紧急关头时间意识中，并没有确定"义"(Gerechtigkeit)的问题，灾变之后是否一定会有幸福王国(就算这仅是一个朝代的想象罢)出现，并不确定、也是未可知的。千禧年主义的大灾变一定是一个崭新世界的前兆，在大灾变中的圣者一定自称知道有"义"的千年王国正在走来。《启示录》不仅显示了由兽支配的人间可怖的社会政治状况、上帝的忿怒以及降至人间的灾异(启6:1-16:21)，而且出现了对抗可怖的人间状况中的恶的圣者，他们是即将出现的千年王国的担纲者(启14章)。的确，这样的思想观念中国人倒不陌生：在时世艰难的时期，总有圣人出现要替天行道。不过千禧年主义的圣者不是少数人的菁英群体，而是数量可观的圣洁信众(十四万四千人)。于是出现了善与恶的争战--千年王国来临之前的大决战(启16章)。千年王国是为"神与人共住，人为神之民"的终极性新天地出现作准备的，因而大决战本身也是终极性的。由于千年王国催生的决战是在现世中发生的，千年王国并不就等于天国(新天新地)本身，大决战就是现世历史中的最后决战和最后审判，终极状态的绝对完满性已经通过圣者的争战多少体现出来了。千禧年主义的历史时间既是自然性的、又是神迹性的：此世的自然时间发生了终末性的突然中断，是神义力量作用的结果--所以才有自然灾变的发生。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我们可以发现作为一种思想方式的千禧年主义具有这样的观念结构：现世生活世界出现终极断裂以便向新天地绝然转变，在转变过程中出现自然灾变和圣者群体为新天新地的到来而展开对恶势力的争战。现世的人被分成了属于恶势力的和属于善势力的两类。这种划分是因为那些自己感觉为现世中的属灵者通过灵智感到真正的福社和公义已经等待得不耐烦，时间急迫，有必要在这终末时刻展开一场属于"你死我活的斗争"的现世清洗。相当重要的是：这一切都以一个新天地的出现为前提，只不过在古老的千禧年主义中，这个新天地是由超越的神义论(Theodizee)保障的，在现代千禧年主义中是由人义论(Anthrodizee)来保障的。
在中国古代儒教的革命改制或"受命"改制的思想中，可以看到千禧年主义的某些类型特征。无论革命改制还是受命改制，说的都是一代新圣王兴起取代旧圣王，其时有灾异出现，有"维天降纪"，天帝命龙马神龟赐河图洛书之类，赋予圣者转变现世生活秩序的正当法权。革命或受命的转变需要托天帝的赐"命"，革命者或受命者必须自居圣人(有德)，在现世秩序的转变中免不了要出现的争战也得神圣化。这种"受命改制"的思想并不是儒教专有的，据称支撑当年黄巾起义的道教经籍《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中就有"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汉书·李寻传》)。在重新"受命"之前的紧急关头，难免"洪水将出，灾火且起、涤荡民人"，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可惊讶的，因为随后就将出现"天下大吉"的"太平世"。
然而，中国古代思想中政治高层和社会底层都可以利用的革命改制论或受命改制论，在时间转变的终极性上无论如何不能与西方的千禧年主义相比。"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习传知识，使得现世生活世界的时间转变不过是历史周期性反复出现的朝代时刻，而非历史的终末时刻。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古代思想中的上帝观念不是绝对"义"的超越者，此世与天帝之间不是像犹太-基督教的的上帝与其从绝对虚无中创造出来的此世之间那样，有绝然断裂的二元关系。千禧年主义历史时间的转变之所以可能成为终末的转变，乃因为上帝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这个此世根本没有自身的自在性。Kar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