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年主义与中国(3)
2017-08-10 01:16
导读：Lowith的Weltgeschichte und Heilsgeschte(《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透析过的古希腊的循环历史观念与犹太基督教的断裂历史观念的差异，在这里同样适合中国思想中
Lowith的Weltgeschichte und
Heilsgeschte(《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透析过的古希腊的循环历史观念与犹太基督教的断裂历史观念的差异，在这里同样适合中国思想中的历史观与犹太-基督教历史观的差异，只不过两者的根本差异不在于前者是所谓"顺进式"、后者是"倒进式"，而在于那更为根本的Genesie(创世纪)。
儒教公羊学派的三世论提供了通过"据乱之世"、"升平之世"进入"太平之世"的终局性历史时间演进观念，但这种观念中的现世秩序的转变反倒不如革命或受命说来得强烈。况且，三世之说一直没有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法理和历史
哲学法理的主导性观念。董仲舒是公羊学派的早期大师，他的政治-历史法理却是五德相胜的轮转学说，这种学说无法得出终末转变的政治-历史法权。三世说经何休确立时，公羊学派已经失去势力。从思想方式的结构和思想历史两方面来看，三世论与受命论是两种不大相干的思想，前者是民族文化主义的历史哲学，后者是现世统治秩序更迭的政治法理。如果受命论或革命论更迭现世秩序的政治法理与三世论的终末性历史哲学相融贯，成为负有某种宗教或民族文化使命的终极性的受命论或革命论，就可能出现地道中国的千禧年主义。这种情形恰恰在近代中国与西方思想的接触中发生了，而且不止一次。洪秀全的受命论与道德途说的基督教终末论结合起来，为太平天国运动提供了"奉天诛妖"之檄，接下来是晚清新公羊学派复兴与三世说与西方世俗化的千禧年主义的融贯，然后有儒教马克思主义推动的终极性革命运动。尽管千禧年主义在中国古代思想中显得不如莫教授描述的西方情形那样来得强烈和源远流长，作为一种思想方式，毕竟可以在革命或受命论以及三世论中。发现某些基本的相同思想要素。一旦历史提供了契机，千禧年主义就会成为汉语思想的酵素，创造性地转化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那样的现代儒教式千禧年主义的时间感觉。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千禧年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唯灵主义的政治思想，或者政治的诺斯替主义(灵智主义Gnosticism)。本来只涉及个体生命得救的圣灵信仰，首先在《启示录》中、随后在Joachim的圣父-圣子-圣灵的三段论政治历史观中转变成了政治的弥赛亚主义。在我看来，文化大革命同样属于Eric
Voegelin所深刻论述过以列宁革命为代表的现代政治诺斯替主义运动，这种运动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还有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Isaiah
Berlin
问道："今天谁能说希特勒完全失败了?他仅仅统治了十几年，在这段时间里他给其属民的生活观念和生活结构造成的变化，欧洲最大胆的
历史学家和正直思想家也难以想象。"我们有过中国式的政治诺斯替主义运动，已经不可能把千禧年主义当作与已无关的西方问题来看待，即便人们可以说，传统中国思想中根本没有这种东西，然而我们毕竟已经有过了。
从思想方式来看，无论哪种千禧年主义，其基点都是新的开端的必然性(神义的作用也罢、历史的规律也罢)。不仅朋霍费尔在走向弄场时会说，"终点对于我是开端"，为"主义"献身的党人在走向刑场时同样会说、而且事实上也说过类似的话。这迫使我们怀疑基督教的终末论与古老而常新的千禧年主义的差别在于"开端"与"终末"。实际上，基督教的终末论与古老而常新的千禧年主义终末论都基于对新的开端的信仰。千禧年主义源于旧约《以赛亚书》和《但以理书》，经新约《启示录》传扬光大。但福音书的终末论与此完全不同，终末就在耶稣基督的"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约4：23；5：25)。基督教终末论与古老而常新的千禧年主义终末论对新的开端的信仰不同，基督的终末带来的是现世中的新时间，上帝国已经通过基督的身体临世。莫教授说得好："基督在十字架上是带着问题死的。"我还想说，基督是带着自身的困苦走上十字架的。在十字架上，耶稣作为上帝的儿子对天父喊道："我父，你为什么离弃我?"在走向十字架的路上，耶稣作为人的儿子对自己的母亲喊道："看，你的儿子：……我口渴!"这样的上帝带来的终末既不是清洗此世的命令，也不是教人冒充救世主对自己在此世的邻人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对自己的天父说的"成了"，而是基督与"世人"一同受苦的爱。基督教终末论的新正是基督临世受苦和受死的爱，而不是一场终极性的决战。基督教信仰的终末以耶酥基督的"我口渴!"和临刑的"我父，你为什么离弃我?"而与所有千禧年主义区别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