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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颂乐刍论(1)

2017-08-11 01:42 摘要：以古文献为依据，结合周代的社会文化背景和《诗经》三颂的祈祷性质，探讨颂乐的特点、社会文化意义。《颂》乐一般只用打击乐器与管乐相配合而形成“金石之声”，乐声较为低沉、舒缓、庄严；它的标准原则是和平中正，庄重肃穆，强调教育意义，追求社会政治的最高“和谐”。 　　关键词：周代；《诗经》三颂；颂乐；打击乐器；吹奏乐器；政治伦理；社会和谐
　　
　　在周代，诗歌作为抒情言志的工具，是以入乐合舞的形式出现的，诗中有乐，乐中有诗。所以《墨子·公孟》篇曰:“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毛诗·郑风》又曰:“古者教以诗乐，诵之歌之，弦之舞之。”诗、乐、舞三位一体，是《诗经》的本质特征。
　　在《诗经·颂》诗中有许多的乐器名称和演奏场面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乐舞的盛行和诗、乐、舞合一的综合表现。
　　《周颂·执竞》“钟鼓口皇口皇，磐莞将将，降福穰穰。降福简简，威仪反反。既醉既饱，福禄来反。”《毛诗序》及汉代其他今文之家学者都认为，《执竞》是“祀武王”之歌，但诗中既涉及武王，又有成王、康王，绝不像是单祀武王之乐。考之先秦典籍有关“吉礼”的记载，此篇当施用于“礻帝礻合”之祀。“礻帝”之义为“谛”，为审辨庙主次序的意思；“礻合”即合，合食群庙神主的意思。“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十五《春秋吉礼表》序谓：‘以审谛昭穆谓之，合食群庙谓之礻合。礻合即礻帝，礻帝即礻合，一祭又二名也。’再据《春秋》及《左传》记载，礻帝礻帝之礼通常又分为二种:一种是去世之君三年丧毕之后升神主于太庙，此时要分别昭、穆，合祭群神；另一种情况可能是定期举行的太庙合祭之礼。”考察《执竞》通篇内容，诗篇后半部分言“福禄”、言“降神”，属于第二种的可能性要大些。神灵祖先在“钟鼓，罄莞将将”的金声玉振之中，“降福穰穰”，“降福简简”。众乐器与重音叠字的运用，大大增强了音乐的感染力。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周颂·有瞽》:“设业设，崇牙树羽。应田县鼓，革兆磬圉。既备乃奏，箫管备举。”高亨说:“这篇是周王大合乐于宗庙所唱的乐歌。大合乐于宗庙是把各种乐器会合一起奏给祖先听，为祖先开个盛大的音乐会。周王和群臣也来听。”所言不虚。其中崇牙和树羽都是悬挂钟磐的大木架业、上的装饰物；应、田、县鼓、革兆均是鼓的不同种类；还有用来合乐、止乐的木类乐器、圉和磐，以及竹管乐器箫、管，好一幅“厥声，肃雍和鸣”的宏大场面，将之定为周代祭祀礼乐活动中用乐的典型代表，一点也不为过。
　　《商颂·那》:“猗与那与，置我革兆鼓。奏鼓简简，我烈祖。汤孙奏假，绥我思成。革兆鼓渊渊，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磐声。于赫汤孙！穆穆厥声。庸鼓有，万舞有奕。”《商颂·那》开篇便是于将祭之时，先作乐以求神，“我烈祖”。全诗辞意与《有瞽》篇备举诸乐以祀者，相去不远。《毛诗序》谓《那》为“祀成汤之歌”，“于赫汤孙，穆穆厥声”。但诗篇没有对汤之功德大肆渲染，而是极尽笔墨之能，描述了革兆、管、磐、庸、鼓的和谐、洪大以及舞姿娴熟奕奕然的万舞。这是因为声之盛乃德之盛，审音以知乐，观乐而知德。商汤的功德自有《大》之乐，在周代被用于祭祀先妣，是周代雅乐的典型代表“六代之乐”之一。《商颂·那》作为商代的传统祭祀乐舞，其所描述的或许正是歌、舞、乐三位一体的《大》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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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开梅：周代颂乐刍论就乐器而言，在三《颂》中其共有十几种，这些乐器有:钟、馨、埙、缶、鼓、镛、应、田、革兆、木兄、圄、簧、笙、箫等，还包括“八音”中的“金、石、革、竹、木”五类乐器，而没有为《风》、《雅》所常用的丝类乐器琴瑟。这种局面的形成，是与其传统的发展有着直接关系的，就如郭沫若先生所说:“三《颂》中祭祀乐器无琴、瑟，《风》、《雅》中虽见琴瑟的使用，而是用于燕乐男女之私，足见这类乐器传统不古，没有资格供奉宗庙鬼神，也就如一直到今大二胡琵琶还不能进文庙一样。”任何乐器在其产生之初，都应是符合人类的需要的，上古时期歌、舞、乐三位一体，所有乐器都处于从属地位，显然打击乐较吹奏乐更具节奏感，更适合表现人的乐事活动。早期的艺术史家认为，人类古乐器的发展顺序是鼓→笛→弦，即打击乐器→气鸣乐器→丝弦乐器。荀况曾说:“鼓似天，钟似地，磐似水，竽笙箫管似星辰日月，革兆似万物。”足见各类乐器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