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西北地区的人地矛盾与生态变迁(2)
2013-08-09 01:05
导读：的恶化已不可逆转。采伐和垦辟已经从离石——延安——庆阳以南的阔叶乔木区，发展到岱海——榆林——靖边一线以南的疏林灌丛草原区，引起自然生态
的恶化已不可逆转。采伐和垦辟已经从离石——延安——庆阳以南的阔叶乔木区，发展到岱海——榆林——靖边一线以南的疏林灌丛草原区，引起自然生态系统的倾斜。[17]客观地说，生态环境恶化是一个长时段的非线性过程，过度攫取和破坏的欠帐积累是生态环境整体系统走向失衡的重要因素。入清后一如既往的垦殖活动犹如“雪上加霜”，共同诱发着陕北边外与蒙古草原区域土地资源生态的变迁。而这一生态惨遭破坏的恶果则不可避免地在清中叶后爆发。据有关学者研究，在同治五年（1866）以前，位于陕北地区西南部的子午岭，垦殖指数已高达25％－30％，侵蚀强度相当于今延安一带，而年侵蚀模数已达到8000－1000顿/平方公里[18]，水土流失已经十分严重。这就充分体现了人类活动导致的生态退化的不可逆性和积累性。一旦退化发生，依靠自然演进的恢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人工恢复在上代价太大，因此，这种退化往往会成为历史的包袱遗留给未来。[19]成为今天陕北地区沙漠化的导因。
清代陕西增长最为明显的地方为陕南，随着农耕地需求量的加大，导致了对生态的影响力也最大。陕南移民浪潮的到达是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和道光二年（1822）两个时期。[20]仅乾隆四十三和四十四两年（1778和1779年），流入汉中地区的难民就达十万之多。陕西巡抚毕沅在给朝廷的奏疏中说：兴安所辖的平利等6县，“通计地方四千余里，从前俱系荒山僻壤，土著无多。自乾隆三十七八年以后，因川楚间有歉收处所，穷民就食前来，旋即栖谷依岩，开垦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多携带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是以近年户口骤增至数十余万。”[21]汉中、兴安、商州各府州属，延亙南山，水土饶益。“迩年楚、蜀、陇、豫无籍群黎扶老携幼，前来开垦者甚众。”[22]仅州县妥善安置者男妇不下10余万人。兴安府属汉阴、安康、平利、洵阳、白河、紫阳、石泉七县厅的人口有1,239,700余口，仅安康一县的人数就达到“三十八万九千三百余名口”[23]，人口如潮水般涌进山区，为生存而垦殖，以至于乾隆四十七年兴安升州为府。道光八年前后，湖、陕、豫三省地方的“抚按藩臬”在清理流民问题时，就清出流民“十二万三千余户”，而且“皆给予闲旷田亩，令其开垦以供赋役，建设群县以统治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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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流民大量涌入老林的根源，可以说与这里的生态资源优势有极大的关系。编纂《湖广通志》的曾熙就说：“惟荆襄迤西多长山大谷，土壤腴沃，物产富穰。寒者易以为衣，饥者易以为食，此天地自然之利也。利之所在，民必趋之，往岁流民潜居，去而复来固其所也。为政者奈何，违天地之利而拂民之性乎。”[25]以极其朴素的言语道出了自然与人的关系问题，人要利用自然，并与自然相依为命，为了人类的生存，人利用自然的主动性即会爆发出无穷的力量。不过我们无不遗憾地说，“长山大谷”，可能仅适合森林树木生长，但如果开辟为耕地，就会改变原生态系统，导致恶化。为此人类尽管投入更多的肥料、水分和劳力，但并不能遏制已经在日益退化的土壤生态，只有听任自然的。同治早期的回乱，光绪五年和光绪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的旱灾饥荒，给各县都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损失，由此又导致了老林区土壤肥力的总耗竭。所以从陕西省道光三年（1823）后人口增加和光绪五年后人口减少变化可以看出，后者年份的人口数字减少，侵蚀、过度开发山坡地和森林所造成的耕地逐步变质和资源流失，也即生态恶化恐怕是最基本的一个原因。光绪九年陕西巡抚也承认，叛乱之后，客民流离失所，不知何去何从。由于人烟稀少，工价高而谷价低，田地复荒。[26]时人仇继恒也曾说道：“盖深岩老林，刬削既遍，濯濯牛山，生意尽矣。山坡险峻，平土既稀，小民狃于目前，不复为十年树木之计，此生计所日蹙也。”[27]在边远山村的人口减少现象尤为明显，又导致经济整体生态系统的恶化。
二、甘肃、新疆人地矛盾与生态环境
清代甘肃人口变化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垦殖实边的需要。河西敦煌的移民始于雍正四年。敦煌户口在汉代称极盛，但其后历经沧桑，至清初时“……敦煌无土著矣，又久之而逃亡者死于四方矣，不得不迁民以实之”。雍正二年始于敦煌设沙州所。四年，川陕总督岳钟琪巡边至沙州，相度地利，请改所为沙州卫，而人烟甚稀，不成村落，乃招甘肃皋兰等县无业穷民2400户，开垦屯种，沿途给口粮、皮衣、盘费，及到敦煌借予牛具籽种房价。又念陇上穷民初到关外，尚未耕种，由公家借支七月口粮。与此同时，陕西署督查郎阿于雍正七年十一月奏称，先后招往安西、沙州等处地方屯垦民户共405户，逐渐使敦煌户口日渐繁盛，以至于“关外县治当首屈一指”，“知其土著之百无一二”[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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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的安西地方自雍正年间设卫所后，也“陆续招户安插，多寡不等。……而陕甘两省居多”。至乾隆年间，已经是“屯垦日兴，田畴弥望，闾阎乐业，地方渐有起色”。户口尤其增加。据载“原招余丁九十家，现增至一百八十六户”。其余如沙州卫、柳沟卫、靖远卫、赤金卫的户数也有所增加。[29]就瓜州来看，原居住于吐鲁番的额敏和卓率其众男妇大小不下万口来归，暂时安置于哈密之塔尔纳沁。雍正十一年，又安插于瓜州，分筑五堡居住。“各如其户口之多寡，盖造房屋。约计安插以来搬移之费，赏赉之需，以及马匹项不下数百万金。”[30]前后共给籽种八千石，计地四万亩。卖给瓜州附近一千石籽种地种植瓜果。又从安西镇营调遣兵弁疏通开凿新旧渠道。但上述垦种只会是短期效益，生态恶化很快就会显现。试以有同样生态环境的新疆巴里坤一带为例。乾隆二十四年，陕甘总督杨应琚在谈及新疆哈喇和卓、哈喇沙尔等地的耕地问题时就说到这里的耕地在种植数年后，地力较之初种时渐觉浅薄，人们只好“分半休耕”[31]。采取粗放的耕作方式。所以，看似暂时安置了人口，实则长远地破坏了脆弱区生态，使土地利用率更加低下。
河西酒泉地方的人口变化，据梁份的《茹公渠记》：清初肃州一带，“地加辟，粟加多，而民加众。” [32]武威地方也如是。这里在乾隆时期就“曾徙他处户口以实之，山陕客此者恒家焉”。所以，这里虽地燥风寒，但生齿日繁，乐业者众。从户口的增减来看：明洪武中有户五千四百八十，口三万九千八百一十五；嘉靖中户二千六百九十三，口九千三百五十四；清初在城居民户一万一千六百二十七，口二万七千五百三十七；在野居民户三万八千二百三十八，口二十三万五千八百三十。[33]翻开河西地方志，均有着“户口日增”，“倍于往昔”的记载，人口增加成为一种趋势，相应的农业生态条件却不能成正比。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武威西部的永昌县有着较好的生态条件，有名的昌宁湖，平衍数百里，在康雍乾时期就大量移民开垦。但随着垦殖和人口的迅速增加，生态也逐渐恶化。至乾隆初年，因土瘠水源不足，官方停办屯垦。康雍乾三朝该县的人口数字显示增长的趋势。康熙六十年，这里有3,376户、25,839口；雍正十三年有5,685户，39,837口；乾隆十四年有7,925户，54,054口。[34]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人口增加了47.8％。与此相反的是农业生态恶化，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能够给人口增长带来粮食生产的土地减少。雍正十年该县有熟地5,518顷87亩；到雍正十三年开报碱潮冲压土地的中地107顷30亩，下地1,688顷88亩；至乾隆三年全县熟地仅为3,722顷68亩。[35]实有熟耕地减少32.5％。
至乾隆四十三年张掖的人口“增长较明代四五十倍有余”。是年甘州府有民户“二十八万四百七十口，屯户五十二万九千七十”。而明代，甘州五卫的人口也不过“三万八百八十三人”[36]。人口大规模的增长，无疑加重了土地的承载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