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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西北地区的人地矛盾与生态变迁(4)

2013-08-09 01:05 四百三十五石七斗零，垦熟地不过四百七十八顷一亩三分。自经兵燹，户口既多孓遗，田地亦多荒芜”。光绪三十四年实垦成熟地虽有41202亩，但荒芜的土地也不少，“实在荒地二万四千二百六十四亩，东西路荒地多系砂砾石子，兼乏水渠灌溉或形高水不能流润，或下洼渠道壅塞，水不能畅流。北路荒地下湿碱潮，不堪耕种。东路荒地共一万四千八百六十二亩”[54]。
地属乌鲁木齐境的阜康县，自乾隆以来不断的垦殖，“乾隆二十九年至四十一年，计县垦地四百三十五顷四十七亩。四十二年至嘉庆五年，垦地一百五十三顷八十七亩”。清中叶以后，垦殖力度更大，“至道光中，县境殆少荒田。咸同之际，计地增至一十一万五千六百七十亩”，但真正能够耕种“之田尚不及原数之半”[55]。 田地荒芜，生态恶化完全显现。

　三、青海、宁夏人地矛盾与生态

入清以来，青海地区由于类型和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在上形成两套系统，即以西宁府为中心的三县四厅划归甘肃管辖；其余部分，由理藩院下设的西宁办事大臣管辖。这一辖区的蒙藏又以控制程度的轻重和经济类型的不同分为种地纳粮、畜牧缴银的“熟、生番”和游牧无定地、受管理控制差的“野番”。由此，官方在时，除按上述的行政辖区进行有效统计外，也存在着游牧地带的估计数。故而清代青海人口统计数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和不准确性，不过所反映的发展趋势却是基本符合事实的。

顺治二年官方统计的以西宁府为中心的人口数为109,490人，至乾隆十一年，增加到245,735人，在100年的时间里，人口增加1.24倍。[56]其后，由于属县变动而引起人口增减，但总体上呈现增加的趋势。尤其是到咸丰年间，人口增加极其明显。咸丰元年，全国人口达到4.3亿余，是清代全国人口增长的最高峰。而西宁府人口增长趋势与全国人口的增长趋势是耦合的，据不完全统计，咸丰三年（1853年）时，西宁府三县四厅有人口874,418人，为高峰。[57]但在总数中，并没有包括西宁府属各县周围的藏族人口，如申中13族，上扎尔17族，隆旺、珍珠等族就有4,500人。此外尚有难以统计的西部牧业区的蒙古族和藏族等人口。大约估算，有40万左右。[58]统而计之，总人口数约120余万人。[59]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人口又增加3.56倍。与此相适应的是人们对土地的利用率也呈比例增长。顺治年间，西宁府三县四厅有屯番地669,079亩，经历年开垦，到道光二十三年时有屯番耕地1,687,890.6亩。[60]耕地新增量达一倍多。但必须正视的是相对于人口增加这个变量，可利用的土地资源又是一个相对的衡量，以一个持续膨胀的人口变量冲击一个相对有限的耕地衡量的结果，必然导致人地系统的破裂。所以，加速发展的人口，给自然资源存量带来了巨大的消耗威胁。虽然没有明确的数字来表示资源的消耗量，但人类过量索取资源后自然界的报复却是十分明显和严酷的。自1860年开始长达10余年的以青海撒拉族、回族为中心的西北回民起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无须言表的，接蹱而至的1876—1879年的连续三年大旱，无疑是自然生态恶化的总爆发。伴随生态系统失衡，人类生存的环境也在恶化，死亡、逃散也就成为人口减少的必然结果。至光绪三十四年，西宁府辖的人口数减少到361,255口。[61]比咸丰三年少50多万人，减少率为58.69%。至清末时，基本保持在367,737人。[62]

与上述相同时期的西部牧业区人口也有一些粗略的记载可查。青海蒙古人口在雍正年间入册时有17000余户，[63]后因青海草原草场生态恶化所引发 的民族纷争而导致衰落，至嘉庆十五年，人口减少至6,812户，有32,660口。[64]与其相反的是青海藏族人口却有不断增加的趋势，例如环青海湖居住的刚咱等藏族在咸丰八年有人口1,747户，18,420人。至清末发展到5,000余户。[65]

宁夏北部在清初以前还是大片草原，进入清代，随着人口猛增，北部引黄灌区被开发的同时并不断地向北延伸，农牧经济交替拉锯的结果，使经济和人口也迅速向北扩散。雍正年间，就招徕移民万余家到查汉托护等新垦区落户，乾隆八年，又招徕移民3500多户至平罗一带开垦。[66]乾隆四十五年，宁夏府所在的宁夏县、宁朔县、平罗县、灵州、中卫人口总数已经达到了135万。[67]到嘉庆年间达到了141万人。[68]这一时期，黄灌区肥沃的土地吸引着大量的人们前往垦种，以平罗县为例，道光年间有169,056人，而且“所招户口俱系宁夏、宁朔、灵州、中卫、固原等处”[69]。宁夏境内的人口大量北移，使北部农牧交界地带北移，这一形势缓解了一时的人地矛盾，但从根本上破坏了草原生态环境，加剧了荒漠草原的沙化程度。

宁夏南部地区的人口也呈现递增的趋势。明末时的海刺堡城，在入清时期还是牧地，但由于“帮课已革，军务不兴，十余年流移渐返”，人口增加极快，尤其是“狄、渭、清、秦，流寓日继”。随之，行政设置也扩大，设置海城茶盐厅。由于人口增长和发展规模较快，至同治十二年，改设为海城县。十三年，“招抚清水、秦安回民七百余户，迁插于南乡鸡子、石嘴王昭、陶家四堡”[70]。光绪年间，河州“游民潜来占荒”，每致滋事。

清中期以后，宁夏人口的减少与同光时期的兵燹有极大的关系，当然与战火之后生态环境的恶化关系密切。史籍记载：“频年兵燹，孓遗仅存，往往数十里人烟绝无”。“清初宁夏户口最为繁盛，道咸以降，迭遭兵燹。同治之变，十室九空”[71]。至宣统时，宁夏“各地人仅及乾隆以前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72]。当然人地关系是一对矛盾，但兵燹以后的人口减少，并不能说明人口和耕地比例趋于均衡，因为相应的耕地亩数也因战乱而荒废，甚至很有可能导致整体农业生态的失衡。19世纪70-90年代以后，宁夏地区的自然灾害程度加深，就反映了垦殖过度所带来的后果。

以上将除内蒙、新疆和陕西而外的甘青宁分区人口与生态环境关系的变化进行了分述，以下从宏观的角度，列表对清代甘青宁人口变化加以说明。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有清一朝今甘青宁三省的范围皆在行政上统属于甘肃，自1929年起，三省方才分省办公。故而，清代的甘肃包括今甘肃、宁夏和青海东部地区。

 

清代甘青宁人口变化表（府、直隶州、厅）        单位：千人

  

 资料来源：《甘肃通志稿》卷二十五《民族五·户口》。

备注：⒈*乾隆时期平凉、泾州为实有户口数，其余为科赋人丁数，故为不完全统计数，似为偏少。据《清文献通考》载：乾隆十四年甘肃有人丁579,526，以后节年增长。二十二年为5,941,699；三十六年为13,215,891；四十八年为15,159,101。

 

⒉据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271载，康熙五十二年时，原额民丁390,298，屯丁56,139。至嘉庆年间滋生民丁11,145,352（含镇西府迪化直隶州所辖各县人口138,811），屯丁4,277,667口，统计为2,338,160户（含镇西府迪化直隶州所辖各县17,410户），民屯名15,423,019口。

在上列人口数的统计过程中，我们发现乾隆朝和嘉庆朝的原额人丁数基本是一致的，相差并不大，而人口数悬殊的拉大，均在人口“滋生”这一关节点上。以兰州府民丁数为例，在乾隆年间原额民丁122,122人，嘉庆朝则为127,360人。前者滋生3,273人，后者则滋生2,189,321人。[73]统计甘肃8府5直隶州总人口数，乾隆朝为355.9万人（当然尚未包括38,276户番民人数，若以每户5口计，则有191,380人，总数为375.1万），嘉庆朝为1357.7万人，增加了仅1,000万人。人口呈现出指数级数增长规律。当然这种增长是与人们在清前期最初的开发活动相关联的，这一时期，呈指数增长的人口数量对资源的耗竭及对环境的影响程度正在持续进行中，生态的恶化也处于渐变的过程中。一旦区域自然承受能力减弱，人与自然的和谐就失衡，必然导致环境的恶化，人口的减少。所以清中叶以降，伴随甘肃生态失衡的加剧，自然灾害频发，人口锐减。至清末时仅保持在490万人左右，减少幅度之大，也令人惊讶。

总之，从西北人口增减和人地矛盾的变化中可以看出，人口增减随生态环境的变迁而变化，在人口增加到一个高峰后，必然在天灾或人祸的动荡中减少，之后又在移民、垦殖及实行大量经济投入的优惠政策中逐渐实现新系统的再生，其整个过程又显现了生态系统的重新调整和恢复。不过这种系统破坏后再恢复的过程不仅具有很强的滞后性，而且还将弱化区域应付生态进一步失衡的能力，更加显现区域脆弱性的特征。当然系统的自组织恢复也将会是长时期的，人类还将更大化地投入，同时也就会更大化地消耗资源存量，从而更加速生态恶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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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赵永国：《我国生态环境脆弱带环境灾害特征的部分研究》，《灾害学》1991年第4期。西北区域处于我国季风边缘脆弱带的部分大致为：横向指宁夏南部、甘肃中东部、陕北、青海东部等的农牧结合处；纵向穿越宁夏、甘肃直至川滇交界。
[2]  陈静生 等著：《人类——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性》，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54页。

[3] 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50页。

[4] 《清仁宗实录》卷二三六，嘉庆十五年十一月壬子。

[5] 冯际隆编：《河套报告书》第46、47、159页。

[6] 《调查河套报告书》第219页。

[7] 民国《河套图志》，民国十一年铅印本。

[8] 《清高宗室录》卷十五，乾隆元年三月丁巳。

[9] 乾隆《府谷县志》卷之二《田赋》。

[10] （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刘汉明等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9－160页。

[11] 《调查河套报告书》第46、47、159页。

[12] 《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第45页。

[13] 耿占军：《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第28、34页。

[14] 卢坤：《秦疆治略·延长县》。

[15] 卢坤：《秦疆治略·府谷县》。

[16] 卢坤：《秦疆治略·怀远县》。

[17] 鲁枢元 等编：黄河丛书——《黄河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3页。

[18] 唐克丽 等：《黄土高原人类活动对土壤侵蚀的影响》，《人民黄河》1994年第2期。

[19] 戴星翼：《环境与发展》，立信出版社，1995年，第49页。

[20]  道光《石泉县志》卷二。道光二十九年刻本。

[21]  毕沅：《兴安升府疏》，《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艺文》。

[22]  毕沅：《陕省农田牧畜疏》，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六《户政十一·农政上》。

[23]  道光《陕西志辑要》卷五《省志·户口》（道光七年），具体人口数：汉阴厅有男女大小共十二万三千三百余名口；平利县有男女大 小共十七万八千六百余名口；安康县有男女大小共三十八万九千三百余名口；洵阳县有二十四万三千五百余名口；白河县有九万四百余名口；紫阳县有十二万六千七百余名口；石泉县有八万七千九百余名口。统计一百二十三万九千七百余名口。数字与卢坤《秦疆治略》所载的道光三年人口数同。

[24] 《经理流民》，道光《宁陕厅志》卷四《艺文》，道光九年刻本。

[25] 《经理流民》，道光《宁陕厅志》卷四《艺文》。

[26]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

[27]  仇继恒：《陕境汉江流域贸易表》卷下《出境货物》，关中丛书本。

[28] 《甘宁青历代大事纪》卷十五。慕寿祺：《甘宁青史略》，兰州俊华印书馆排印，1937年。

[29]  常钧：《敦煌杂钞》，《敦煌随笔》卷下《户口田亩总数》，禹贡学会据传抄本印，1937年。沙州卫原招户民二千四百五户，  柳沟卫原招户民余丁二百一十九户，靖远卫原招户民五百六十一户，赤金卫原招户民二百七十五户，余丁五十三户。又柳、靖、赤兵屯原地新招屯民二百二十户，附近兵屯余地新招屯民八十二户。柳属佛家营新地新招屯民九十二户，赤金试种官屯新招屯民七十户。

[30] 《敦煌随笔》卷上《回民五堡》。

[31] 《清高宗实录》卷六Ο一，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壬戌。

[32]  民国《甘肃通志稿》卷三四《民政四·水利二》。

[33]  乾隆《武威县志·户口》，《五凉考志六德集全志》本，简称《五凉全志》本。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中国方志丛书》，1976年。

[34]  乾隆《永昌县志·户口》。

[35]  乾隆《永昌县志·田亩》。

[36]  乾隆《甘州府志》卷六《户口》，乾隆四十四年刊本。

[37]  乾隆《甘州府志》卷三《国朝辑略》。

[38]  王学潜：《弱水流沙辩》，乾隆《甘州府志》卷十四《艺文·中》。

[39]  道光《镇番县志》卷三《田赋考·物产·附》。道光五年刊本。

[40]  光绪《金县新志·田赋志·户口》，光绪三十四年抄本，《西北稀见方志文献》卷三十四，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兰州古籍书店影印出版发行，1990年。此丛书包括《西北稀见方志文献》、《西北史地文献》等部分。以下均标明卷数。

[41]  光绪《金县新志·田赋志·蠲赈》。

[42]  高镜寰：《上巡抚使为地方奇苦无力筹设警备队详》，《崇信县志》卷四《艺文志》，民国十五年重修手抄本。

[43]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

[44] 《钦定新疆识略·屯务》卷六。

[45] 《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九五，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壬午。

[46] 周崇经主编：《中国人口·新疆分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年。

[47]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