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西北地区的人地矛盾与生态变迁(3)
2013-08-09 01:05
导读：力和资源的消耗程度，对生态有害。为减轻甘州地区的农业压力，使农业生态趋于平衡，在乾隆二十七至四十三年的时间里，多次迁徙农户往新疆乌鲁木齐
力和资源的消耗程度，对生态有害。为减轻甘州地区的农业压力，使农业生态趋于平衡，在乾隆二十七至四十三年的时间里，多次迁徙农户往新疆乌鲁木齐等地屯种。乾隆二十七年正月，迁徙张掖、东乐、山丹共播种地民200户，男妇大小770口，赴乌鲁木齐等处屯田；二十九年十月，派拨张掖县户民赴乌鲁木齐等处屯田，共拨种地民350户，男妇大小1,387口；三十二年派拨张掖县户民赴木垒、奇台、西吉尔玛泰等处屯田，共拨种地民300户，男妇大小1,173口；三十三年，派拨张掖县户民再次赴木垒等处屯田，共拨种地民150户，男妇大小542口；三十四年，派拨张掖县户民再次赴木垒等处屯田，共拨种地民100户，男妇大小474口；三十五年，总督明山奉命会堪木垒一路安插民户屯田，……自东西吉尔玛泰至特纳格尔先安11堡，开垦4万余亩。三十六年十二月，派拨户民赴吉木萨东北古城等处屯田，张掖、山丹、抚夷共拨种地民100户，男妇大小536口；四十一年十二月，派拨民互再赴乌鲁木齐等处屯田，张掖、山丹共拨种地民140户，男妇大小596口；四十二年十二月，派拨户民赴迪化州、古城等处屯田，抚夷厅、东乐二处共拨种地民44户，男妇大小187口；四十三年九月，派拨张掖县户民再赴迪化州等处屯田，共拨种地民120户，男妇大小533口。[37]以上共派拨种地民1,504户，男妇大小6,198口。当然，地方官府减缓甘州地区的人口压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祖祖辈辈不断的垦殖，造成了甘州地区沙化程度的加重。乾隆后期，甘州府学教授王学潜在其“弱水流沙辩”中，就提到甘州的沙化问题，认为流沙已经自甘州四周侵逼田园和庐舍。[38]
清代人口增加，人地矛盾是导致整个生态环境恶化的主因。甘肃镇番在明嘉靖中有人口1,871户，3,363口；乾隆三十年（1765），户数增加至5,693；道光五年（1825）有16,756户，184,542人。人口呈现增长趋势，而土地利用率却得不到提高。原额共地1,240顷27亩，经雍正、乾隆二朝开垦、豁免等地亩外，至道光年间实有地亩3,782顷42亩。有限的土地资源，难以承载无限增长的人口，这种现象正如镇番县志编纂者所述：“国朝休养生息一百八十余年之久，户口较昔日增十倍，土田仅增二倍，而以二倍之田养十倍之民”[39]真切反映出人口负载量过重的现象。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当然，在人口增加的主流形式下，所出现的小区域范围内的人口稀疏现象，也与一定的人类或自然的活动相关联，一般也是处在生态失衡的状况下或原本就是生态极脆弱区。就人类活动导致的生态失衡而言，随着生态系统的自组织恢复，人口又呈现逐渐增加的势头。在生态极脆弱区，除了人类的活动外，又完全取决于原本的自然生态环境。甘肃金县的情况就如同前者，在同治兵燹后，民生凋敝，户口甚稀。至光绪九年以后土地渐辟，人口有所增加，共有61792丁口。[40]光绪二十一年，自狄道、河州逃来难民489户，男女大丁口1614名，男女小丁口948名。次年，给其中266户难民发给熟荒地耕种。[41]表明人口数有所恢复的同时，农业生态环境也趋于新的稳定。而甘肃崇信则完全属后一种的情形。光绪年间，崇信县共有人口3000户，21200余丁。“荒野零星，不成村落，大半栖身窑洞，山腰岩顶状类蜂房。十余岁童男童女无襦袴以蔽体者比比皆是。县治区域东西仅五十里，河水侵占川地无多，西近安口窑，东邻泾川县，居民度日艰难，纯以负贩下苦为生活；迤北则地势硗确；迤南则跬步皆山。同治兵燹后，土著凋零，客籍居十分之三，结草为屋，陶穴以居，朝来暮去，求一殷实人家而不可得，连年水旱冰雹频仍。……十室九空，户口亦有所不及。”[42]
清代新疆的人口相对还是稀疏的，但也呈现出增加的趋势。新疆人口的增加除去因为军事需要而大量实行兵屯外，自乾隆以后，内地百姓大量的移居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如前所述，新疆垦殖中的大量人口主要招自甘肃河西各府州县，垦殖主要集中在巴里坤至乌鲁木齐、绥来、玛纳斯沿线地区，据，乾隆五十一年，新疆的乌鲁木齐和巴里坤一带有人口112000人，至嘉庆二十四年增加到182000人，增长率为14.82%。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时的人口数为232000，增长率为11.63％。[43]此外在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也分布农垦。伊犁附近主要集中了回屯和遣犯屯田。回屯的垦民多来自新疆南路的阿克苏、库车、乌什、沙雅尔、赛里木等维族地方，仅就乾隆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的时间里，共迁徙人口6383户。[44]遣戍犯人往新疆，是清初扩大垦殖的一种手段，也成为新疆人口增加的一个原因。自乾隆二十二年至四十八年，新疆遣屯人数已达五六千，仅伊犁一地，已“积有三千数百名”。[45]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按新疆辽阔地域，在清初的移民屯垦活动中，不应该有人地相争的矛盾。但事实上，新疆有自己的特殊情况，沙漠戈壁占去了新疆土地面积的大部分，再者，气候干旱，土壤生理干旱现象普遍，无充足水源供给的盆地，不可能成为人口密集的地区，平原地带的土地，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盐碱现象。所以新疆人居处所和生产活动被限制于面积并不辽阔的绿洲之上。而雪山融水成了发展绿洲垦殖的关键，无水便无垦殖。水资源的严重蒸发和渗漏等几项叠加，似乎新疆与西北的其他几个省份一样，也同样存在人地矛盾。在这里引用一组解放后新疆人口密度的统计数字，做进一步解释。据统计，新疆全省的范围内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7.93人，而绿洲之上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34人。[46]这足以说明新疆生态环境的脆弱和土地人口承载力的最大限制因素。
新疆绿洲农业的垦殖不论是在北疆还是南疆，因生态环境的特殊性，需要有雪山融水为灌溉农田的前提条件，这也成为新疆垦殖农业的一个特点。不过，随着人口增加后垦殖力度的加大，灌溉工程增多，引水路径加长。再加之在干燥沙漠戈壁中的蒸发和渗漏，水资源的高耗成为不争的事实。在清代的地方文献中，关于引水灌溉和缺水的记载还是很多的。“雪山自古积雪，冰雪之水，自山阳而下，冬夏涌流，散漫于南路各城，以资灌溉。”[47]又“雪峰冰岭，蜿蜒数十里，立夏以后，日炙雪融，分酾为渠，涓涓不竭，十里五里，伏地潜行，沟洫纵横，川泉萦注。南北两疆之地，无不倚之为利赖者。” [48]而“凡水所到之地，皆可耕种，故无水即无田” [49]。在库车地区，“天少雨，岁不过微雨一阵，或竟无雨。耕种皆资水灌，无井泉”[50]。所以，仅就新疆农业缺水的这一生态脆弱现象而言，也具有其特点。而且南北疆生态环境各有千秋，农业多存在于南疆，又以西部居多，集中分布在克孜河、叶尔羌河、盖孜河、阿克苏河流域面积内。北疆则以畜牧业为主要的生活方式，不过在乌鲁木齐和塔城等绿洲地带，在清代也被大量的开垦。南疆绿洲之水利，皆引于远处的雪山融水，渠道蜿蜒漫长，在到达绿洲以前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距离，而这些地段又多是沙碛，水渠渗漏严重，尽管当地的老百姓采用“用毛毡内垫，外涂灰土以通水道”[51]，或用木槽接应的办法[52]，但事实上水资源还是白白被渗入沙碛。这正如曾在中国西北地区任领事的鲍戈亚夫连斯基对绿洲地区的塔里木河所的那样，“大概是它流经如此炎热的地区，又尽是沙漠的缘故。一部分水无疑要被沙漠吸去，而更大一部分水则消耗于这一炎热地区的自然蒸发，最后还有许多水被沿岸居民用来灌溉果园和耕地了”[53]。水资源减少后，必然导致已经开垦土地的干旱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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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山以北的巴里坤一带生态的恶化，就是因过度开垦导致的。比如乾隆三十八年时“额垦成熟地七百八十四顷三十六亩二分七厘。……迨后或安插湖广民人，渊泉、玉门、敦煌三县民人，招移商民互有加增，亦有递减之处，咸丰初……计额征粮则只三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