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当前中国农民走向市场经济的主要障碍(1)(2)
2015-02-28 01:16
导读：（二） 80年代中期尤其是进入90年代之后， 中国 农村 社会 的热点和焦点之一，就是造成农民沉重负担的“三乱” 问题 （乱摊派、乱罚款、乱收费）。如
（二）
80年代中期尤其是进入90年代之后， 中国 农村 社会 的热点和焦点之一，就是造成农民沉重负担的“三乱” 问题 （乱摊派、乱罚款、乱收费）。如果说，农业是立国之本，粮食是特殊商品，为大局计，不得不暂时让农民在市场 经济 中处于尴尬的不利地位，那么，“三乱”无度，则直接与社会的治乱与农村市场经济的发育背道而驰了。
说起1990年前的农村“三乱”，真是使人感慨，令人瞠目。本来，按政府规定，农民的负担包括农业税/集体统筹和地方提留三大类13种，总负担额不能超过上年纯收入的5%。对于这些，农民一般是能够承担并大都是忠实的纳税者，然而“三乱”风起，各种摊派/集资收费数额扶摇直上，各种罚款名目层出不穷。据1990年的统计，仅国务院25个部门下发的文件中，涉及农民各项负担的就有8大类148项之多[1]。90年代初期，河南全省几年内下发的有关农民负担的文件有46个，涉及向农民摊派收费的项目达182个[2]。到了县、乡，各项收费/摊派更是有增无减，四面八方都向农民伸手。以致弄到：“你要摊派，我要摊派，一旦有权，就敢摊派；富要交钱，穷要交钱，只要被管就得交钱”[3]的局面。于是，
工商税务一齐来，七站八所一齐要，吃喝拉撒还要农民包，那七扣八扣的卖粮款和汇回家的打工钱也给你变成了“白条”与“绿条”。青年农民结婚，除登记费、结婚费与体检费外，还得缴纳新婚费、准生费、母子平安费、礼品费、晚婚费、计生押金费，多至13项，费用高达1470.50元。[4]尤其是一些乡镇的“大盖帽”，连制服着装也向农民要。据农业部的调查，1990年农民社会负担（主要是乱摊派和乱收费）共计达136亿元，人均16元，而国家征收的农业税，当年只73.3亿元，社会负担超过国税近一倍；另外，农民缴纳的集体提留与乡统筹费两项共计达359.4亿元，人均达到41.15元。农业税外，农民负担合计495.4亿元，占上年农民纯收入的10.95％，这还不包括一些无法统计的负担。[5]在湖南省攸县的高和乡小塘村，仅乡统筹、村提留就人均高达112.75元，占全年人均收入的1／4。[6]摊派收款虽无章法，然而农民文化水平低， 法律 知识少，只能服从，少敢违抗，否则，定你个抗拒或“踩线”之罪，公安、治保找上来，抓人又罚款，叫你吃不了兜着走，还得贴上一份人情钱。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收款、摊派、罚款也实行承包，且多交由编外人员执行，“三乱”之风更为肆虐。农民叹言，过去割农民资本主义尾巴是“一批二斗”，现在让农民劳动致富则行“一罚二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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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乱”行为中，使步向市场的农民感到胆寒的莫过于各地工商行政部门滥设各种关卡。这些关卡多设于各 交通 要道，市场货物来回畅流之处，可谓扼住敢闯市场的农民的要害部位。在这里，一些执法人员任意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和重复收费，强行扣罚没货物，不怕你不交钱，就怕你不上路。1990年8月30日，一辆载有5吨鲜葡萄的卡车从山东曲阜上路，运往福建省光泽县销售。起运前，货主为怕路上受阻，各处税费、手续均在产地一应办齐。然而在卡车到达目的地的1000余公里的道上，竟遭到百余个关卡的刁难或重复收费，其中九个关卡扣留，被重复收费1200多元。结果，本可3天到达目的地而费去8天，5吨葡萄全部烂掉，损失1.1万元。[8]这个市场弄潮儿终于栽倒在关卡之下。1991年9月，另一位山东农民在陕西某县收购6吨石榴，运往深圳销售， 上路前也在产地办好所有的税费、证件手续。结果，在路上处处遭卡，重复交费1000多元，6天后到达深圳，石榴已成烂酱，整整贴了3万多元。这位农民从此背上了深重的债务包袱。[9]目睹这种状况，当事农民欲哭无泪，其他农民则望市而却步。
1993年春天以后，整治“三乱”和减轻农民负担，声势最为浩大，对“三乱”和涉及农民负担的文件，全国上下都进行全面整顿。到1994年七月，国家22个部委先后取消了450项涉及农民负担的项目与文件，各省（区、市）相继取消与同类项目有关文件则达到27000多项。各级人大都先后颁布了减轻农民负担的法规和条例，发放了被农民称之为“明白纸”的《农民负担卡》[10]，以杜绝卡外收费。仅1993年夏到1994年夏的一年间内，全国减轻农民负担103亿元。[11]应该说，几年中的治理“三乱”，成绩不谓不大。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顽症”由来已久，“三乱”病根并未完全铲除，农民负担回升与被撤关卡撤而复设时有耳闻。有的农民手持“农民负担卡”再次表示困惑：为什么有了“明白纸”，负担仍旧没有减轻？原来，有的党政领导在农民纯收入做文章，搞虚报浮夸，让农民负担的提留款及其他税款按夸大的数字标准缴纳，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12]；有的地方则在农民负担的5％以外做文章，把种种不好公开的摊派收款转到水电费等不在5％限内的费用中[13]；有的则采取集体承包工程，以不付或克扣民工工资的办法增加农民负担[14]；有的则把各种摊派费转入乡镇 企业 中支付[15]；有的地方还以增加新税种和卖城市户口等 方法 变相搞“三乱”[16]；有的农村干部为避免将来摊派收钱困难，干脆将《农民负担卡》堆放在自己家中，为“三乱”回潮留下后路[17]；据8月份出版的95年第15期《半月谈》报道，不久前农业部、监察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务院法制局联合调查的结论表明，1994年农民的社会负担比上年增长38.2％，金额达85亿元。显然中央的“减负”政策在农村并没有真正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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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那连接市场的纽带——纵横交错的公路国道，随车暗访的记者惊呼：“千里国道，‘三乱’又回潮”。那是今年3月，运菜的卡车自海南至武汉，2000多公里的交通干线上，共遇各种检查站卡47个，平均每公里被拦车检查或交费一次，罚款与收费共计2086元，一些工作人员甚至还殴打货主、司机[18]。5月，江西省农业厅厅长刘初浔随生猪运输车暗察公路“三乱”，但见江西到广州的路段，关卡林立，呼吁急需引起重视[19]。而在辽宁省康平县，该县的专卖局于今年4月竟凭17年前省“革委会”发的246号文件在公路上设卡收费、罚款，更令人感到“三乱”顽症难治[20]。事实证明，整治“三乱”的任务仍十分严峻。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遵守规则，管理循章法，市场则活，社会则活，生产有后劲，市场趋繁荣；乱了规则，予取予求，市场则乱，社会也将萎缩。“三乱”实为当前中国农村市场经济正常发育和农民迈向市场的大敌。
[1] 《中国农业年鉴》1990年
[2] 《农民日报》1992年1月20—26日
[3] 《中国妇女报》1994年6月24日
[4] 《光明日报》1995年12月2日
[5] 陈伯君等：《中国农村潮》第184页。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6] 《农民日报》1992年1月26日
[7] 陈伯君等：《中国农村潮》第189、193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8] 陈伯君等：《中国农村潮》第189、193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9] 《农民日报》1992年3月23日
[10] 《江西日报》1994年7月29日
[11] 《江西日报》1994年7月29日
[12] 《法制日报》1995年4月14日。
[13] 何泉等：《百分之五之外的负担谁来管》，《瞭望》1995年第23期。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14] 西京：《农民负担变相反弹》，《中国青年报》1995年2月14日。
[15] 柏天：《谨防农民负担转嫁》，《半月谈》1993年第16期。
[16] 西京：《农民负担变相反弹》，《中国青年报》1995年2月14日。
[17] 《人民日报》1995年3月9日。
[18] 《中华工商时报》1995年4月12日
[19] 《经济 参考 报》1995年6月11日
[20] 《开放日报》1995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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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温 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