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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调查与研究评(2)

2015-03-02 01:06 　　　　　三　国民政府和其他 农村 调查与成果

　　1933年，国民党实业部所属中央农业实验所开始主办全国性农业调查，并纳入国家的统计工作。他们在全国各地设有农情报告员，1934年时农情报告员已达6000多人。他们按照规定的项目和指标，对所在地区的农业情况进行调查，然后按照一定的程序汇报上来，每月报告一次。该所调查的重点是生产技术、生态环境、 自然 条件、土地利用等 内容 ；同时也涉及到各种农作物的总产量和亩产量，农产品的价格，租佃关系，田赋数量和借款方式等方面。此外，还有关于旱涝灾害、人口增减以及耕地的变化的有关情况。在资料汇编的基础上，每月出版一次《农情报告》，每年还出一本汇编。

　　1933年，农村复兴委员会成立，它附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务是为行政院制定农村政策提供 参考 依据。如果说《农情报告》侧重于 经济 和技术方面，那么农村复兴委员会则侧重于农村的 社会 问题 ，如土地所有制和土地占有关系的现状与变化等。参加此项调查工作的有中央 研究 院社会 科学 所的王寅生、张锡昌等人，孙晓村主持，陈翰笙曾参与了总体设计。复兴委员会先后对浙江、江苏、陕西、河南、广西、云南等地进行专题调查，其资料均有一定参考价值。农村复兴委员会的调查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所有调查报告后面，均附有调查日记，以作为调查报告的注解和补充。有时这种调查日记比调查报告更为生动具体，留下许多有价值的信息。比如，调查陕西潼关时的日记写道，城内有500 多家商店，其中就有100多家是鸦片商店，这是正文调查报告中所没有的。 又如在陕西石家磨村调查时，记载了农民在青黄不接时吃野草和树皮，即使在收获以后也是把粮食掺进野菜煮成糊汤充饥。每人每餐只吃不到二两粮食，有的每天只能吃到一顿这样的饭。陕西小唐村在1928年还出现过吃死人的现象，饿死、逃走以至被卖走的现象颇为普遍。这些都丰富了农村复兴委员会调查资料的内容。上述两部分资料，包括原始资料、调查报告、汇编，以及与此相关的论文与专著，都较完整地存档、保护下来。70—80年代 台湾 与美国学术界合作曾把这批资料全部影印成《 中国 土政研究丛书》，卷帙浩繁达上千册之巨，成为当前国际学界研究中国土地问题的重要称引资料，据说援引率仅次于下面还要提及的“满铁资料”。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日本“满铁”的全称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07年在大连成立，自此即开始收集我国的 政治 经济情报。比较正规的农村调查，从30年代初期开始，其后，断断续续，一直进行到1944年。调查的范围主要是东北、华北和华东一些地区。日本战败后，调查人员将所搜集的原始资料带回日本，并于1952—1958年在东京以《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为题，先后分6大卷出版。对于满铁资料，国内已有较多的介绍， 并已被一些作者使用（注：见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45页；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绪论部分。），此不赘述。

　　在高等院校中，最早进入较大规模农村调查的是南京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由当时的系主任美国人卜凯教授主持。该调查是在太平洋协会中国分会的资助下进行的，耗资几十万美元。从1921年至1925年进行第一次调查，涉及7个省17个县，2866家农户。嗣后又于1928—1936 年进行了第二次调查，历时9年，调查范围涉及22个省、16个地区、38256家农户。根据两次调查的成果，先后写成《中国农村经济》和《中国的土地利用》两书（注：这两部书分别是：John Lossing,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上海，1937年版。Chinese Farm Economy.芝加哥，1930年版。）。此调查范围之广是空前的，除东三省以外，几乎遍及全国。从调查成果上看，其统计成果的深度、广度和系统上，也是以前少有的，因此该书至今仍为国内外专家经常引用。不过，该成果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其一，是调查内容偏重于生产和技术，难以反映农村社会的全貌。诚如陈翰笙先生在1930年评说的那样：“金陵大学美国教授主持之农村调查，所利用表格大都不适于当地情形。不但对于各种复杂之田权及租佃制度未能详细剖析，甚至对于研究农村经济所不容忽视之雇佣制度，农产价格，副业收入，借贷制度等等，亦都非常忽略。”（注：陈翰笙：《中国农村研究之发轫》，最初发表于1930年中央研究院单行本，现载陈翰笙等主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二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其二，是调查中带有不少估计成分，而且推算 方法 过于粗糙和冒险，所取样本又多偏于富裕户。对此，章有义的评议是：“利用这两套资料时不应盲目信赖，而应进行一番具体 分析 ，谨慎斟酌。如对作物播种面积等数字，只能从中获得一个大致印象，决不能当作具体数据，加以利用。”（注：章有义：《关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计量研究的几则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不过， 卜凯的调查也有过人之处，例如他当年就提出节制人口，保护生态环境等问题，值得重视。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最后，在解放前中国农村研究中，还值得一提的是单枪匹马独辟蹊径的费孝通教授。费孝通以《江村经济》（注：此系费氏博士论文，原题是Kaihsienhung:Econmic Life of a Chinese Village（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 该书的 英文 书名是出版社给加上的（Peasant Life in China）。中文本见《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名声鹤起，许多外国人是通过《江村经济》一书知道费孝通的，同时也通过该书认识和了解中国农村。不过，西方人也有微词。例如，该书出版数十年后，费孝通当年留学英格兰的同窗埃德蒙（Edmund）对通过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反映中国国情的作法还在表示怀疑。年逾80高龄的费先生仍然坚持自己的初衷，他温和而坚定地答道：自《江村经济》发表，50年过去了，可我更加认真地相信，“从个别出发是可以接近整体的”（注：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载《读书》，1990年第5期。）。 费孝通用人类学的调查方法，坚持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往往从生活中的一言一行出发，以微观世界来洞察宏观世界，收到了知微见著的成功，对后学具有广泛的学术 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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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侯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