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叶：中国农民负担治理的转型阶段(1)(2)

    三、21世纪初叶农民负担治理转型的模式设计及政府的角色定位跨入21世纪即在眼前。从现在起，各级政府应当充分认识21世纪初叶 中国 农民负担治理转型的重要性，按照进一步深化 农村 改革的要求，认真 研究 和设计由治标向治本渐进转型模式的预案。笔者认为，21世纪初叶中国农民负担治理转型模式确定应从建立 社会 主义市场 经济 体制目标出发，根据20世纪末我国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基本经验和21世纪初叶农民负担治理的基本目标，笔者提供三种转型模式供研究和 参考 。

    —— 发展 经济的“123转型模式”。农村经济不发展，农民的收入难提高，21世纪初叶中国农民负担治理也就难以向治本转型。就江苏而言，为什么苏南的农民负担就不重，苏北的农民负担却不堪重负？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苏南苏北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笔者感到，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有效途径之一。按照年初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中国农村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的收入，想方设法减轻农民负担，就必须稳定发展第一产业、大力发展第二产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这一发展经济的“123转型模式”，是21世纪初叶中国农民负担治理转型的重要目标模式，必须认真组织实施，不能贻误当前的大好时机。需要指出的是，农业产业化经营是“123转型模式”的重要表现形式。因为农业产业化经营将农村的一、二、三产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农工商、种养加、产供销一以贯之，紧密相“链”，使农民与 企业 、商人一同享受加工和流通领域的利润分配，从而有效地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笔者感到，实行经济发展的“123转型模式”，农民负担过重的 问题 可能会迎刃而解。

    ——税费改革的“ABC转型模式”。 目前 中国农村税费制度改革正在进行试点，将来要在全国全面推开。21世纪初叶的前期，中国农村将基本完成税费制度的改革。农村实行费改税，这是21世纪中国农民负担治理转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措施。这项改革，涉及到国家、集体、农民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我们不妨用下图来说明这一问题：

    附图{f21a16.JPG}图中P为农民生产的剩余产品总价值，Q为农民生产的剩余产品总的数量，S为农民向国家、集体缴纳税的供给曲线，D为国家、集体需向农民征收税的需求曲线，A、B、C分别代表国家、集体、农民，E表示国家、集体、农民三者分配的平衡点。如果D曲线的斜率加大，则E点就向下，农民生产的剩余产品就大部分给国家和集体拿走了。反之，如果D曲线的斜率缩小，则E点就向上，国家和集体从农民手中拿走的剩余产品就少。因此，当两根曲线相交于E点时，国家利益P0、集体利益P1和农民利益P2才能趋于均衡。由此可见，农村税费改革“ABC转型模式”是21世纪农民负担由治标式向治本式渐进的一个重要形式。因此，当前正在进行试点的地方要不断 总结 经验，不断加以完善；尚未进行税费改革的地方要认真作好准备，加快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进程。

    ——市场调节的“甲乙丙转型模式”。这一转型模式的基本 内容 是：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规律 和法则，运用市场调节的手段，根据农民从事产业不同和经济收入的高低，分成“甲”、“乙”、“丙”三种类型。笔者设想，在经济发达地区，年收入在5万—10万元的农民为甲类，年收入在3万—5万元（不包括5万元，下同）的农民为乙类，年收入在1万—3万元的为丙类；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年收入在3万—5万元的农民为甲类，年收入在1万—3万元的农民为乙类，年收入在0.3万—1万元的农民为丙类。21世纪初叶中国农民负担治理的转型，可以考虑用市场调节的办法实施，即按照甲、乙、丙三种不同的经济收入来确定向国家上缴税的多少。市场调节的“甲乙丙转型模式”体现了中央关于“高收入多负担、低收入少负担，减免困难户负担”的政策精神，广大农民也容易接受。上文提到的江苏海门市实行的公平负担的办法，与市场调节的“甲乙丙转型模式”有相同之外，关键是要解决如何合理、合情、 科学 地确定农民十分关心的不同经济收入标准的问题。同时，要落实减免困难户负担的政策，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1世纪初叶中国农民负担治理转型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定位很重要。笔者认为，县、乡政府在中国农民负担治理转型中应当充当“主角”，千万不能充当“配角”。在过去的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中，出现了“两头热、中间冷”（即地市以上政府拼命抓，农民在基层拼命喊，县、乡一级政府被动应付检查）的情况，说明县、乡政府并没有把自己当作农民负担治理的“主角”。这一问题不解决，21世纪初叶中国农民负担治理转型的重要任务就难以完成。笔者据此认为，政府的角色定位正确与否，这是21世纪初叶中国农民负担治理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因此，各级政府特别是县、乡政府一定要提高对进一步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在中国农民负担治理转型过程中唱好和演好“主角”戏，当好转型的促进派。惟其如此，中国农民负担治理才能在21世纪初叶完成由治标向治本渐进的转型任务，最终实现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的重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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