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保护区周边村民应该拥有和实现自己的发展

  一、帮助天然森林周边社区村民增加收

    入是国际 社会 特别是所在国的责任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 YUEP 社会 经济 本底调查报告》，记载的是“ 中国 云南省多部门协作与地方参与山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项目” (YUEP) 开始时周边社区的发现展状。

YUEP 项目是全球环境基金（ GEF ）立项资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执行、云南省人民政府指派云南省社会 科学 院经济 研究 所实施的。 GEF 立项的目的是：通过 发展 和探索社区与政府合作保护生物资源、减少环境破坏的 方法 ，对云南山地生态系统全球生物多样性进行保护，促进周边社区可持续发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项目要求： a ，建立跨部门机构解决山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减少的 问题 。 b ，制定与实施以保护生物多样性为目的的参与性生态系统管理和 教育 计划，包括根据项目流域区资源的潜力和限制，确定该生态管理战略；根据政策、体制以及当地社区环境和项目计划进行多部门合作；把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中的科学与传统知识结合起来综合实践；正确运用 GIS 地理信息系统等 现代 的研究 分析 手段，并以优先考虑地区和试验示范区的参与性土地利用作为依据。

社会经济本底调查结果表明， YUEP 两个项目点——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南涧县沙乐乡和临沧地区云县后箐乡各 3 个村 2001 年人均纯收入最高为 687.5 元（平地村），最低为 110.1 元（王家村），远远低于国定 825 元的温饱线水平。在没有增收门路的情况下，村民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向森林进军，即在森林、 自然 保护区缓冲区内找猪草、搂呕肥树叶、拣菌子卖钱等，从而与森林、自然保护区保护产生矛盾。因此，要进行森林、自然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就必须把周边社区村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提到议事日程，给予切实解决。

有种论点认为，社区村民只要通过教育，就可以懂得并进行森林、自然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持这种论点的人对在森林、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进行社区经济发展方面的项目与工作不感兴趣，对社区村民的呼声置若罔闻，对帮助社区村记增加收入感兴趣。这种论点不但与 GEF/UNDP 的援助宗旨不符，而且与当今 理论 界的公认观点相悖。在此，让我们重温美国主流生物学家、波士顿大学罗萨尔德•普里马克（ Richard Primack ）教授在其《保护生物学基础》一书中深刻论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当地居民的参与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中常被忽视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自上而上’的策略，即政府下达保护计划，需要与‘自下而上’的程序结合起来，即当地村社和其他的群体能够拥有和实现他们的发展目标（ clay ， 1991 ）。”这里所说的“发展目标”，就不发达地区的森林与自然保护区周边的村民来说，维持生存的吃饱肚子、穿暖衣服、住遮风雨则是第一位的，所谓的温饱就是在中国流行的词语。在受冻挨饿的情况下，如果让村民不砍柴生火取暖、不砍木材去卖钱买食物吃，那是不可能的。中外 历史 上那些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奴隶起义，盖源于活不下去了。反正不起来造反就被饿死冻死，造反不成功可能会被杀头，但造反成功了就可以有饭吃、有火烤，造反的头领还可以当“皇帝”。在此，中国有句“官逼民反”的经验 总结 ，说的就是对农民不能太苛刻，否则他们就会造反。在农民被生活所迫而造反的情况下，那种仍然固执地让农民保护森林、自然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的良好愿望，如果不是患了精神病，也是一种痴人说梦。

我们生活的地球在历史上曾经是森林、野草茂盛，只是后来由于不断增长的人口和需求，人们在不知道森林生态效益的前提下，首先从城市郊区、平原地区大规模地剃光头式砍伐，才使森林面积逐年减少。进入现代，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人们对森林生态效益的认识逐渐增多，才提出了限制采伐、加强保护、人工植树造林、建立自然保护区保护等措施。在此，限制采伐和加强保护的，是现有天然林区域，而现有天然林周边社区村民过去没有跟着砍伐风潮砍伐，并且进行了必要的保护，是他们为自己、为人类环境做出的巨大贡献，并且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前提的。因此，国际社会特别是所在国家理应对现有天然林周边社区的村民在经济生活方面给予必要补偿，帮助他们增加收入，使他们过上与发达地区居民一样水平的生活。

二、天然林周边社区村民具有保护森林的传统知识能力

在许多国家的政府林业管理部门的官员、林业技术人员以及部分专家的心目中，天然森林周边社区村民是森林的主要或潜在的砍伐者与破坏者，因此，应该对其严加管理与防范。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

根据我们在云南 农村 长期调查的结果，发现即使是最贫穷的村民，只要他们在能够吃饱饭、穿暖衣、住遮风雨的前提下，是愿意植树造林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这源于数千年来他们对树木、森林和生物多样性的认识的积累。只要人们不抱偏见，都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农民无一例外地都知道树木在人类生产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中国云南省许多民族至今仍保留着原始的树木崇拜，甚至指树为祖的风俗。例如，许多少数民族村寨里的树木被神化为生命的象征、护佑村寨的神灵，认为村寨里如果没有树木，死去的人就不会再活转来，活着的人很快会死去；每年，村寨都会举行对树的祭祀活动，以至于在一切都可以毁坏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也很少有人敢动这些“神树神林”，直到今天，外来者进村调查，村寨人都会忠告不得随便动这些“神树神林”，否则将要大祸降临，并且往往举出若干事例，讲述某年某月某日有某人不守树规，砍伐神树，造成家败人亡的后果等等（邓启耀， 1996 ）。再如白族有的人传说自己的始祖来源于柏林，有的则认为自己的祖先诞生于黑竹子；拉祜族的苦聪人，则说他们的祖先是树根变成的。特别是，包括汉族在内的许多民族都认为树木是人的庇荫福泽之处：村寨中的树木茂盛，则预兆该村繁荣昌盛；人死后灵魂也要凭借这些高大的树木登天，因此几乎所有的墓地都要种树，尤其喜种长青树。大理白族自治州的白族青年结婚，要在山上选取一棵带有叶且生长茂盛的黄栗树，立于新居中央香案前，新郎新娘先在栗树前拜堂，才算获得“合法婚配”的许可；晚上，人们在松树叶搭的“彩棚”里对歌闹洞房，但要用一小株黄栗树在两家的房前屋后种满果木花草，称为“冲喜”；婚后，他们还要到双方村寨附近的荒山荒坡地造一片林子，称为“子孙林”，林子成活后才能同居，开始共同生活。哈尼族农民认为锥栗树具有神秘的生长能力，孩子一出世，父母就要在村寨旁栽上 3 棵小树，将婴儿的胎盘埋在树底下，用洗婴儿的水浇灌树根。黎族农民则有“拜寄”树木的风俗，孩子出生后，选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树，焚香贴联，将孩子拜寄给这棵树，以“树生”、“根生”等为孩子命名，象征孩子为树所生，今后命根相系。

那么，近代以来人们乱砍滥伐所导致的森林面积锐减、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减少乃至丧失、生态环境恶化的严重后果，是否可以证明农民对森林的价值淡忘了或根本就不知道了呢？答案是否定的。以中国为例， 1949 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森林覆盖率约在 30% 以上，云南省至少在 50% 。新中国成立以来，善于“打人民战争”的前辈们在东北和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天然林区，先后建立了 135 个以砍伐原始林木为主要任务的国有森工 企业 ，国有伐木工人达 180 万多人，累计为国家提供了超过 10 亿立方米以上的木材。按 目前 单位林地木材产量每公顷 102 立方米 计算 ，等于是砍光了 980 万公顷的森林，占全国已减少的 1100 万公顷的天然林面积的 89.09% 。另据云南省的统计资料，国有森工企业砍伐原始森林占全省森林总损失量的 70% 左右，农民因人口增加、为解决吃饭问题而砍伐森林占森林总损失量的 22.37% （张怀渝等， 1988 ）。此外，一次又一次的 政治 运动和政策失误，以及林地林木权属的变更，也对森林造成了严重破坏，导致森林管理的全面混乱。因此，至今仍见诸于各种媒体和不同会议场合的那种把中国森林砍伐、水土流失和生态环境恶化的责任推给农民，并认为农民不懂得森林、自然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评论，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不负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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