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整合中的“异趣” ——以20世纪30年代江(2)

     从 理论 上言，合作社为民间自发产生的 经济 组织，设立的终极目的是 “ 以自助互助精神 ” ，谋社员共同之福利。它既不需要政府帮助，也不接受官方干涉，具有相当的自主性。而在民智未开的 中国 ，特别是在基层 社会 ，合作运动的进行，若不借用乡村之外的力量来推广，固然是不可能的。就当时情况来看，江浙两省合作社的组建与运作机制，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一是政府的合作指导制度；二是与政府基层行政体制变革相联系。
     合作运动的进行，必须有切实之指导方能踏上正轨。故有人言： “ 合作社之指导制度，在中国合作事业 发展 之过程中，特别占重要位置 ” 。 [10](p.118)30 年代江浙两省的乡村合作运动也不例外。为训练合作专门人才，江浙两省先后开办了合作指导员养成所，并从各地招收学员，分期培训，然后再由省政府分派到各县，充任地方合作事业促进员。据粗略统计，至 1930 年 5 月，苏省肄业的学员有 64 人，一概由厅分别委用于各地的合作指导所工作。浙省的合作指导人员养成所前后举办了两次，计招收学员 80 人，毕业后留建设厅或派赴各县任用。 [11] 指导员的工作，在无合作组织的县内， “ 为提倡及劝导 ” ；在有合作组织之县内， “ 为指导、监督稽查及劝导 ”[12] 。更具体地说，政府派定的合作指导员，主要进行的是一些 “ 技术性 ” 活动，如指导农民如何填表可以借款，宣传合作社的好处，谋求合作社 “ 量 ” 的增进；相反，对于社员的构成、放款对象及合作社的社务管理却缺少真正的 “ 指导 ” ；而且指导员 “ 所受训练，自属粗浅，对于工作，恒未能胜任 ” 。即便如此，指导员的地域分配也极不均衡，往往形成 “ 人少事多 ” 之情形；同时政府拨发的活动经费拮据且无定期。 [12] 结果 自然 使合作运动成绩难期。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推进合作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将其与基层的行政体制变革相联系，即借用保甲制来促使合作社的组建。 1928 年后，南京政府为有效地推行国家政策，对县以下的基层行政体制进行了新的安排，其中主要实行的是保甲制，而且各地在编组保甲过程中，也努力将其与合作运动联为一起。对此，蒋介石多次指示说， “ 办理保甲，最好寓有经济意味于其间，同时提倡各种之合作社。 ”[13](p.1046) 而且他还致信陈果夫等人，要求其 “ 研究 如何利用地方农业 金融 机构及 农村 合作事业，以经济力量配合乡镇保甲制度组训农民之 方法 。 ”[14](p.155) 力倡保甲的闻均天也强调说： “ 保甲实行，民众组织之基础有托 …… 举办生产信用消费各种合作社，使乡村经济得以流畅，所谓施之以养也。 ”[15](p.434) 对于这一点，江浙两省党部亦持类似观点，并以之为行动指南。他们认为：保甲运动既是一种合于进化原则团结民众的初步方法，也是 “ 全民组织的唯一方法 ” ，凭此可 “ 举办生产信用消费各种合作社 ” ，训练民众经济的组织能力。 [16] 合作 “ 尤应与保甲制度取得联络，盖保甲制度为自治基础，究其意义，实与合作制度有依辅连锁之关系 ” 。 [17] 合作运动与保甲制的糅合，虽然可促使合作社数量的进增，但也由此加重了合作事业的 政治 色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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