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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会整合中的“异趣” ——以20世纪30年代江

2015-04-30 02:51 【 内容 提要】乡村合作运动是南京政府在建立 现代 民族国家过程中，为整合乡村而强制推行的一项 经济 措施。其起始于江浙两省，然在自上而下进行中，因其与基层的 政治 体制变革紧密相系，过多依靠国家行政力量推行，导致合作社为乡村政权 “ 内卷化 ” 现象所侵蚀， “ 变异 ” 为地主富农豪绅的牟利工具。大异于政府的 “ 拯救乡村 ” 、 “ 救济农民 ” 之旨趣。此事例揭示：乡村自治和自组织能力的养成只应依靠农民和村落 社会 自身，而非政府单独的 “ 行政杠杆 ” 强制力量所能奏效。

【关 键 词】乡村社会 / 合作社组织 / 整合

【 正 文】
        1928 年，南京政府建立后亟须解决的一个 问题 就是要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整合，树立政府权威，完成其统治合法性在基层社会的重建。基于此，国民党推行了乡村合作运动。它作为一项依靠行政力量进行的社会经济政策，既是南京政权干预基层社会生活，调控 农村 ，解决村落社区中凸显的各种危机的一种措置；又是其在乡村推行改革能力的一个检验。故本文拟以江浙两地的乡村合作社为切入点，通过对合作运动 “ 自上而下 ” 的推行机制的 分析 ，揭示南京政府对乡村社会整合不力的原因所在。

     　　一

     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 “ 城市型 ” 政党， “ 如果想首先成为群众性的组织，进而成为政府的稳固基础，那它就必须把自己的组织扩展到农村地区 ” ，动员并获得乡村的支持 [1] 。而且还须对传统社会 — 经济进行改造，以培植现代民族 — 国家创立的社会 — 经济基础，即 “ 不断增长的国民经济与民生体系 ”[2l 。对于这一点， 20 年代国民党人已有所认识，并设想通过设立合作社，使之成为城市与乡村、政府和民众间联系的桥梁，在此基础上达到村落社区的组织化，实现乡民对民族 — 国家的认同。由此，合作事业之提倡，也就成为国民党的政纲之一。
    1926 年 1 月，国民党二大提出： “ 从速设立农民银行，提倡农民合作事业 ” ； 10 月，国民党中央联席会议又通过了 “ 政府应帮助农民组织各种农民合作社 ” 的政纲。只是囿于当时环境和社会条件之限制，这些政令未能付诸实施。国民政府定鼎南京后，广袤农村在天灾人祸的驱迫下，呈现出一种 “ 总崩溃的危机 ” ，再加上各地佃农风潮的高涨，迫使其将农村问题再次提上议事日程。 1928 年初，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及第 137 次、 143 次中政会上，蒋介石、陈果夫等一批要人多次强调在乡村组织合作社的必要性，并将其列为训政时期 “ 七项运动 ” 之一。故在此种氛围的渲染和政策性激励下，江浙两省作为国民党的 “ 政治核心区 ” ，最早开始借助政府的力量进行乡村合作运动。
    1928 年 6 月，江苏省政府主席叶楚伧率先响应国民党中央的号召，推进本省合作事业。首先由省政府农矿厅颁布了《江苏省合作社暂行条例》，置合作事业的进行于政府法令之上；其次在农矿厅下设合作事业指导委员会，作为 “ 实施指导合作事业之总枢 ” ，专门负责对全省合作事业的规划。 7 月又正式组建了江苏省农民银行， “ 扶助农民经济之 发展 ，以低利资金，贷与农民 ” ，放款对象以 “ 农民所组织之合作社为限 ”[3](p.34) 。两大机构的问世，前者为宣扬 理论 与指导合作的行政机构，后者是提供资金的 金融 部门，协同促使了苏省乡村合作事业的进行。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浙江省的乡村合作运动几乎与苏省同步。 1928 年 7 月，浙省政府第 134 次会议通过了《浙江省农村信用合作社暂行条例》，对组建信用社的条件、社员资格及手续等问题做了详尽规定。这样就为合作事业在浙省的展开提供了法令依据。而且为解决借贷所需的资金问题， 1929 年 4 月，浙省政府拨付 38 万元资金作为放款基金，并委托 中国 农工银行杭州分行办理农村合作放款业务 [4] 。与此同时，浙省的一些县份如海宁、绍兴等地也 “ 以江苏省农民银行为蓝本 ” ，相继设立了地方农民银行或借贷所，放款以 “ 农民所组织的信用合作社为限 ”[5] 。
     由此观之，江浙两省乡村合作事业的进行，初始力源均来自于村落社区的外部，即政府制度供给和金融资本的扶植，而非社区内部民众主动之结果。故而决定了两省的合作事业在较大程度上是一种 “ 自上而下 ” 的 “ 政府行为 ” ，迥异于西方合作社创办时民众自发与政府 “ 旁观 ” 的态度。但在民众知识匮乏的特定时期，国家给予一定诱导也是必要的。也正是因此，江浙两省合作社数量在 30 年代有了迅速的发展，见表 1 。
     　　表 1 　 1928-1936 年江浙两省合作社数及社员数统计表

     资料来源： (1) 苏省 1928-1933 年数值据《申报年鉴》 1934 年，总第 1163 页； 1934-1936 年数值分据《农情报告》第 3-5 卷第 2 期。 (2) 浙省 1928-1931 年数值据《合作月刊》第 3 卷第 10 期，第 28 表； 1932-1936 年统计据《浙江经济统计》， “ 表 143” ，第 145 页。
     从表 1 中数值来看， 1928 年起，江浙两省的合作社数、社员数均呈上升态势。而且两省合作运动在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1931 年，苏省的合作社数占居全国合作社总数的 45.2% ，居各省之首；浙省也占到 22.2% 。到 1932 年 9 月，浙省合作社数约占全国的 26% ， “ 虽不及江苏之盛，但不失全国之重要地位 ” 。 [6](p.56) 此后，随着合作运动范围的拓展，江浙两省的合作社数占全国的比重有所下降，但其绝对数量仍居于合作社设立省份之首。由此可见，在政府力量的驱迫下，江浙两地的乡村合作事业在各省中起步最早、 影响 也最著。时人曾说： “ 至政府之提倡合作者，二三年来各省市政府提踵而起，然多仅订规章并无实际之进行，其成绩较为可观者，厥为江苏、浙江两省而已。 ”[7]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此外，江浙两省合作运动的进展，除了地方政府之努力及一批热心合作事业者的力行外，还与金融资本向乡村渗透有着较大关系。二三十年代间，因农村破产的加剧，加速了资金的城市化流向，而且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都市工商业萧条，公债及房地产等投机事业也趋衰微，结果使南京、上海等地的银行业 “ 因借款者甚少，致现金集中银行，出路呆滞 ” ，故不得不将城市中闲置资金向 “ 农村投资 ” 。 [8] 此种情况下，各银行也开始在 交通 便利的江浙等省组织合作社，并以此为通道向乡村输入资金。如在 1934 年 5 月浙省建设厅向中国银行借款 20 万元 “ 转贷农民 ” ，嗣后复指定吴兴、诸暨等十县为该行放款区域， “ 以合作社为放款对象，以稻作担保品 ” 。其他如上海银行及江浙春茧放款银团也都放款农村， “ 积极推广合作组织 ” 。 [9]
     总的来说，江浙两省合作事业的进展，不论是政府的政策性驱使，还是金融资本的 “ 主动出击 ” ，对于具有封闭性的乡村社会而言，都是一种 “ 外部的强制力量 ” ，而要真正地达到政府的目的，即以合作社为 “ 中介 ” ，实现与民众的某种联合，还要取决于政府推进合作事业时在乡村基层社区所依靠或动员的 “ 社会资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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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赵泉民 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