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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平均主义？还是平均主义改造农民——关于(2)

2015-05-11 01:00 二
(一)      
 
已经凝固的 历史 却告诉我们：以“一大二公”为追求的 农村 集体化运动，不仅曾经使 中国 农民“一哄而起、高潮迭起”，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且还整整维持了20余年。然而，深入对这场运动加以 分析 考察，它实际却是一场以平均主义全面改造中国农民的运动。
 立足于追求“一大二公” 社会 模式与解除中国农民痛苦的毛泽东，对中国农民与“一大二公”式的平均主义存在尖锐矛盾的本质属性，倒是有着深刻的洞察。还在20世纪20年代，毛泽东就撰写了《中国农村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这是他第一篇专门分析与 研究 中国农民 问题 的论文。他在该文中深刻而生动地指出：农民小资产阶级“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发财观念极重”，对“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总想爬上更高一层的地位[[i]]。30年代初期，毛泽东在他推动的没收一切土地和实行土地国有政策遭到农民抵制时[[ii]]，则进一步深刻地认识到，私有是农民们的“天性”；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不可求得的资本主义前途”[1](p492)。他虽从夺取革命政权首先要争取农民支持的战略策略出发，主张暂时先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渴望，但同时明确指出：土地平分之后，还会出现新的不平，并在此后发布的许多土地决议和土地法令中规定，土地革命之后仍然可以重新平分农民的土地[1]。只有走前苏联“实现集体的社会主义的土地生产”道路[1](p492)，使所有的农民“都无产阶级化”，实现“没有剥削”，人人平等[[iii]]，才是农民的“真正出路”与“黄金前途”[1](p495)。至50-60年代，毛泽东对农民的追求与自己的理想之间的巨大差距的认识更加清晰，并反复强调，农民作为“劳动者”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革命性，但作为追求财富的“私有者”和发财致富的“个体劳动者”，表现出的是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是不稳固的，时刻向两极分化”“如果听任这种自发倾向 发展 下去，就会使农村资本主义的阵地加强起来，社会主义阵地削弱下去。” [[iv]](p228, 213)因此，他多次发出严重警告：“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严重的。只要┅┅稍微放松了对于农民的 政治 工作，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起来”[[v]]；土改后的这几年中，“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vi]]“严重的问题是 教育 农民”[[vii]]；农民作为私有财产者与个体劳动者“闹单干”所表现的“自发倾向”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2]；我们进行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就是使小私有与个体劳动的农民“小生产绝种”[[viii]]。应该肯定，毛泽东关于农民私有属性及其农民家庭经营可能产生差别与分化的认识，他对自己心目中所追求的理想与农民存在着严重对立的分析，等等，都是非常准确的。他从消除社会不平均并为广大农民开辟脱离苦难的“黄金前途”的主观愿望出发，主张“趁热打铁”，通过集体化运动对中国农民的进行“革命”改造，也正是他上述理想认识的指导下展开的。
对农民作为“劳动者”与“私有者”或“革命者”与“私有者”的两种属性或曰“两面性”施行分离手术，是集体化运动及其领导者毛泽东对农民进行“革命性”主观改造的基本思路。毛泽东等人认为，农民“劳动者”这一面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革命性；而“私有者”这一面是要倒向资本主义，是落后的或具有反动性。他从改造农民并把农民塑造成一心为公的“圣人”的主观愿望与要求出发，希望可以取农民之长，削农民所短，对农民“劳动者”与“私有者”的两重属性进行分离手术：一方面，摘除农民“私有者”的基因，要农民放弃小私有，放弃对自己劳动产品拥有权，成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另一方面，强化农民“劳动者”的基因，让他们集中一块，共同为“集体化”而劳动，变成“狠斗‘私’字一闪念头”的集体主义者。手术的具体方案就叫“一大二公”。然而，非常可惜的是：“劳动者”与“私有者”是农民“一身而二任”的基本属性，是无法人为分离的。除特殊非常时期的环境外，农民在为实现其“私有者”和“私有性”而劳动的时候，在劳动产品(除税收以外)能归自己自由支配的时候，他们的劳动就是努力的、积极的；反之，他们就会消极怠工，甚至诉之革命。显然，“私有者”或“私有性”正是农民成为劳动者与革命者的动力之所在，是取消不得的。只要是合法的，不但不能取消，而且必须用 法律 加以保护。也正是如此，改革开放后的中共中央便在十五大正确地认定：农民的个体劳动和私营 经济 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集体化运动及其领导者当年未见于此，其对农民的主观改造就必然与农民的追求相背离而陷入空想。
必须正视的是，尽管“一大二公”模式的平均主义与中国农民的追求相背离，但在集体化运动以平均主义对农民进行改造的进程中，广大农民确有“一哄而起，高潮迭起”实在表现。这其中的深层原因更应值得关注。如前所述，毛泽东熟知农民热衷家庭经营，有个体劳动致富的自发激励功能，并具有财产私有的“天性”。但他同时更加清楚，农民众多而分散，经济上的追求发家致富与政治上的被动性、可塑性实是同一枚钱币的两面；历史上，农民们总是历代社会精英“改朝换代的工具”[[ix]]；现实中，如果组织策略得当，农民则可以教育与改造成“一心为公”的劳动者。毛泽东深知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所以他非常重视策略的正确 应用 。就当年毛泽东改造农民的高超策略措施而言，第一项策略：以阶级斗争和政治教育为武器，教育引导农民转变思想。具体是运用长期在农村革命中发动组织农民而形成的一套工作 方法 ，即“访贫问苦，物色积极分子，扎根串连，团结核心，进行诉苦，组织阶级队伍，展开阶级斗争”[3]和“抓二头，带中间”[[x]]的策略办法，进而通过各种形式的读书 学习 会、忆苦思甜会、批判批斗会展开思想教育，并常常将其与惩治地富反坏右的公审会相结合，“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即“一大二公”思想——引者注，下同），批评资本主义倾向”(即农民的“自发倾向”)[[xi]]；同时，政治上是以贫划线、唯贫独革、唯贫独美；对农民从思想意识上由外到内、由内到外进行“彻头彻尾”的教育改造。于是，农民的个体经济积极性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混同起来，农民家庭单干劳动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批判，农民从事农副产品贩运、工副业生产被当作搞资本主义投机倒把打击，一部分农民生活相对富裕成了两极分化，引导劳动者对劳动物质利益的关心成了物质刺激，按劳分配则是资产阶级法权，等等。结果，农民的“自发倾向”被批倒批臭并受到羞辱而无处藏身，农村形成了穷则革命、穷则光荣的下层贫民优势，广大农民群众被引导着放弃私有观念与“自发倾向”意识。第二项策略：取“趁热打铁”、步步深入升级策略。毛泽东敏锐地抓住土改斗争高度掀起的阶级斗争与政治斗争氛围，力主“不断革命论”，土改之后，立即“搞互助组、合作社……一个接一个，趁热打铁，中间不使冷场[4]，不能隔得太久，不能断气[5]，要“一鼓作气”向前行，使分散被动的农民来不及反应便不能不适应平均主义即前苏联集体化模式的改造现实。这样，平均主义对农民的改造运动，便在上述教育与斗争并用、步步登高与快速发展结合的高超策略运作下得以全面展开。身处中国农村土地改革之后暴力革命与阶级斗争的浓重火药味还正弥漫的大背景，面对集体化运动领导者毛泽东等组织运动农民那高超而娴熟的政治斗争策略，那生性追求发家致富和财产私有、但被动性与可塑性极强的农民有无接受改造的选择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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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高超的策略措施在中国农村大地全面推动的集体化运动，正是当年毛泽东以平均主义改造农民的集中反映。毛泽东为促进农村“小生产绝种”和“一大二公”理想的早日实现，在全国土改刚刚完成之际，便对农民小私有者展开了全面的“革命性”改造：首先，通过合作化运动的“一鼓作气”、步步登高，快速以单一的集体所有制废除农民那仅有的一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并将那历来与农民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商品市场缩小到最小的限度；随之，人民公社刮起的“共产”台风，进一步向农民家庭“共产”，农民家中的自留地、牲畜家禽，甚至房屋、农具、衣被、存款等也囊括其中，所有制关系上单一化，(“唯一的经济基础”)、生产劳动集中化，产品分配工分化(平均化)，流通领域官办供销化，以至农民的衣食住行都在控制之内，农民们真正尤如大机器的一个个零件，“小私有”被彻底地解决了，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者”；就是在公社体制无法为继而被迫退回到“队为基础，三级所有”，并开放农民的部分“小私有”、“小自由”的情况下，毛泽东还对农民的“私有观念”与“自发倾向”仍然耿耿于怀，转而在那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推动广大农民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于闪念之间，痛割“资本主义尾巴”，以继续朝着他认定的人民公社理想社会迈步前进。集体化运动二十多年的史实表明，面对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和政治运动的冷酷无情，思想教育与批判斗争相结合，“阶级斗争”就真正是“一抓就灵”，那依附性与可塑性同样极强的中国农民，不仅接受了改造，而且还常常被引导成一哄而起，高潮迭起；几亿中国农民为“一大二公”模式的平均主义实实在在地束缚了20多年。然而，当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做成之后，却应了农民世代相传的一句古谚：一个和尚挑水吃，二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经过平均主义改造的洗礼，具有私有“天性”和勤劳致富品格的中国农民，一面是“恐私”、“怕私”，“恐富”、“怕富”，谈私色变，谈富色变；另一面是私欲随身，日夜想富梦富；口头上是“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实际则“身在曹营心在汉”，“两种劳动”(集体大田劳动与自留地劳动)“两样干劲”（叫做“生产队里磨洋工，自留地里打冲锋”），表面干集体，心中想自由。以老实巴交著称的中国农民，其心灵也被改造运动严重扭曲。经过改造之后的公社农民们，原有的自发激励功能、发家致富功能被阉割了，剩下的只能是对平均主义改造运动的适应转化了。他们从追求发家致富转而被迫安于贫困，进而习惯于安贫；市场对他们来说更为陌生，财富的源泉在于劳动创造这一真理也逐渐被他们遗忘。大家琢磨的是如何将锅里已有的东西分得匀些、更匀些。显然，集体化运动以平均主义改造中国农民的实践说明，“一大二公”导致了对农民意识的漠视和对个体农民的仇视，使农民的利益得不到基本保障甚至遭受严重的剥夺，进而阻碍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走向了运动领导者主观愿望的反面。因此，如果说集体化 时代 中国农民的主体受到了平均主义空前的改造，倒是绝对的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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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1931年2月、1933年6月、1947年9月发布的有关土地政策的文件
[2]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8月6日下午）
[3]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1959、12-1960、2）。
[4]毛泽东：《杭州会议的第一次讲话》（1958年1月）。
[5]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谈话》（195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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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温 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