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法律却没有秩序——中国转型时期的社(3)
2015-08-07 01:07
导读：二、实践层面的解读 以上几方面大致从 理论 层面上说明了“为什么有 法律 却可能无秩序”，这是 问题 的一个方面。从 中国 社会 转型的具体过程看，
二、实践层面的解读
以上几方面大致从 理论 层面上说明了“为什么有 法律 却可能无秩序”，这是 问题 的一个方面。从 中国 社会 转型的具体过程看，有法律却无秩序的情况，还可以得到以下三个方面的具体说明。
首先，问题的上升速度与力度大于对问题的治理速度与力度。如果用图表形式描述中国的转型秩序，我们可以把法律秩序定义为社会问题曲线与治理曲线的叠加结果。先画一条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曲线，它可以视为是犯罪、信访、群体性事件及各种其它违法问题的总和，然后再画一条对问题的治理效果曲线。如果治理曲线低于社会问题曲线，就表示社会秩序存在问题。
具体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社会问题曲线相对平缓的情况下，社会治理曲线下降，低于社会问题曲线，说明社会治理存在问题，社会秩序会出现不稳定局面。另一种情况是，在社会问题曲线上升的情况下，社会治理曲线的提升速度赶不上社会问题曲线，社会秩序也会出现不良状况。中国当前的转型秩序就属于后一种情况。
我们可以把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确定为当下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开始，把2050年中国可望进入中等发达程度社会作为转型期的结束， 目前 的中国社会正处于矛盾的上升阶段。具体表现为，一方面，作为各种矛盾原因的诸多问题因素正在迅速大量涌现，如 经济 发展 进入人均gdp 的关键阶段，开始出现不稳定的因素，城市化进程快速展开，庞大的流动人口对社会秩序的各个方面造成的管理压力，城市社会步入高风险时期， 自然 环境出现恶化。另一方面，作为直接表征法律秩序的各种指标在急剧恶化，如犯罪率的攀升、信访案件数量急剧上升、群体性事件大量涌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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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问题纠纷上升速度过快，既有上述社会转型本身的原因，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出自政策和法律的不合理。从社会政策原因看，整个90年代，出于对“发展是硬道理”观念的偏差理解，我国普遍陷入了gdp 崇拜的狂潮中，各级政府热衷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疏于公共服务，使得公共服务的主要受益者——低收入阶层的利益失去了保障。据刘国光介绍，世界卫生组织曾把中国列为卫生资源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 教育 经费占gdp 比重在世界各文明国家排名居后，尤其义务教育供应不足，致使相当多老百姓没有基本能力进入劳动市场，被排斥在 现代 化进程之外（注：刘国光：《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载《经济 参考 报》2005年4月21日。）。政策和法律方面的缺失及压制，已经边缘化的工人和农民阶层呈“散沙”状态，他们在政策和法律的制定中，缺乏自己的代言人，正当和有效的利益表达途径严重不足。在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只能以事后的群体性事件如信访、罢工等消极的方式表达心愿。
李斯特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最好的社会政策是最好的刑事政策”。人们有理由认为，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虽然库兹涅茨提出了转型时期社会分配差距“先恶化、后改善”的理论，但是，他也认为，现实中有一些因素能够抵消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从而使收入不平等的状况由恶化向逐步缓和转变。他首先提到的，就是法律干预和 政治 决策，如遗产税、累进所得税制和救济法的实施（注：丁任重、陈志舟、顾文军：《“倒u 假说”与我国转型期收入差距》，载《经济学家》2003年第6期。）。推而广之，如果社会政策到位的话，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上升势头也是有可能平抑或遏制的。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遗憾的是，转型时期的中国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转型时期的中国，不仅出现社会治理效能不足、赶不上社会问题产生的局面，而且还出现了治理效能一度下降的情况。从体制背景看，由于中国快速引进了市场机制，特别是国外跨国公司、外资 企业 等进入中国，涌现出一大批高收入阶层。受国家财政方面的 影响 ，社会问题治理的主要力量——国家官员队伍包括执法司法队伍长时间陷于相对低薪状态，造成普遍的激励不足和队伍腐败，优秀人才大量流失，大大影响了执法队伍的效能。这种现象在19世纪美国进入 工业 革命高潮阶段时也曾出现，形成所谓“二流政府”的局面。由于国际环境的不同，中国面临的情况只能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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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蒋立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