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热点评论中的教条主义与泛道德化——从佘(5)
2017-08-13 04:06
导读：1994年1月20日，佘祥林的妻子张在玉突然失踪，4月11日在当地一水塘发现一具女尸，公安机关遂立案侦查。确实，佘祥林冤案的发生从确认尸体就开始了。
1994年1月20日，佘祥林的妻子张在玉突然失踪，4月11日在当地一水塘发现一具女尸，公安机关遂立案侦查。确实，佘祥林冤案的发生从确认尸体就开始了。但是，警方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推测死者可能是张在玉，进而推测佘祥林杀妻，应当说，是一种完全正常的侦查思维。佘祥林在乡派出所当上治安员后，与别的女人产生了感情，很少回家，张在玉知道后，经常与佘吵架，家庭生活也很困难。[27]而经张的亲属辨认，认定女尸是张。还有证人称，佘在闲谈中说，他老婆一般不会走，要走了死都不死在附近。[28]这种情况下，在警方和张在玉家人看来，佘有杀妻的可能性。
有学者指出，“从案发现场看，无名尸体所着衣物与张在玉并不相符；当时还有另一户人家也前来认尸；且因尸体高度腐败，张在玉家人实际上也无法确信死者就是张在玉。”[29]这种言辞带有先入为主的偏见，对事实有所想像，与实情不符。衣物不符，在佘的口供笔录中有让警方相信的“换衣”解释：“当时还有另一户人家也前来认尸”是莫须有的事；而张家人一口咬定死者就是张在玉，张母没有看女尸的身体，却能详细说出其部分特征。[30]
有学者指责警方没有进行DNA检查，就轻易确认尸体，对尸体辨认的结果采信太轻率。[31]警方自己也认为这是一大疏忽。[32]但是，这真的就是疏忽吗？京山县公安局副局长卢定成曾说：“当时公安局知道国家有个部门是可以做DNA鉴定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做，要是做了就不会有这一起冤案了。”[33]“知道有个部门可以做DNA鉴定”意味着仅仅是“知道”，当时京山县的案子一定很少甚至没有提交做DNA鉴定的。既然这样，那就不是疏忽了。当一项技术没有成为常规破案手段时，没有采用这种技术，能叫疏忽吗？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我们要知道，案件发生在十多年前，不是发生在今天；发生在湖北江汉平原一个的平静的乡间，不是在犯罪猖獗的大城市，也不是在犯罪常见的县城或小城市。在乡间，谋杀、失踪虽然也存在，但是非常罕见。也正因为罕见，佘祥林“杀妻”才在当年传遍了整个京山县。而在一个乡间，失踪了一个女人，同时发现了一具女尸，失踪女人的家人又一口咬定女尸就是失踪者，这些都说明了什么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还需要再做DNA鉴定吗？也许正是由于所有的人都确信尸体正是张在玉，所以在佘祥林提出看尸体时，没有得到警方的允许。[34]
用常规的思维来看，在上述情况下，做DNA鉴定难道不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吗？而即便是在美国，直到2003年所有被判有罪的人才有通过DNA检测证明自己无罪的机会。[35]我国DNA鉴定 应用 到实际断案中是在1989年，今天刑事鉴定使用DNA手段的也只有大约10%，[36]而在十多年前，做一次DNA鉴定的费用是二万元，一个中部不发达县的公安局一年经费又有多少？只要我们稍微用一下“自己活，别人也活”的思维方式和生活逻辑，就不会对京山警方没有做DNA鉴定而横加指责。当然，在冤案被揭露出来后，在巨大的责任和良心谴责面前，京山警方这种“事后诸葛亮式”的后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后悔归后悔，放在当时的情景下，要京山警方去做DNA鉴定几乎不符合实际。
在认定女尸是张在玉后，佘祥林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野，被确定为重点犯罪嫌疑人，应该说，这是侦查工作的正常演进。1994年4月11日，佘祥林被公安机关带走审查，到现在为止，我们尚无法证实警方是否进行了刑讯逼供。佘曾向媒体透露他曾受到了刑讯逼供，[37]但公检法机关否认了。大部分媒体和学者接受佘曾受刑讯逼供的说法，甚至有媒体为此还制造假新闻。如曾有媒体报道，佘祥林在看守所期间左手一根手指断掉，[38]而据佘本人证实，他的手指是在监狱劳动时发生意外断掉的。[39]随后，警方对佘祥林进行了连日的轮番审讯。轮番审讯被称为“突审”，是一种“车轮战”，目的是使嫌疑人极度疲劳困乏，最终精神崩溃，不得不招供。现在，这种审判方式遭到了质疑和反思。[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