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热点评论中的教条主义与泛道德化——从佘(6)
2017-08-13 04:06
导读：同确立沉默权的要求相比，突审简直是在侵犯人权。的确，突审的合法性有很多模糊之处，往往容易导致刑讯逼供。[41]但是，放在中国特定的国情环境来
同确立沉默权的要求相比，突审简直是在侵犯人权。的确，突审的合法性有很多模糊之处，往往容易导致刑讯逼供。[41]但是，放在中国特定的国情环境来看，突审有其合理性。只要在 网络 上搜索一下“突审”，就能找到很多网页， 内容 大多是正面的，是作为破案的经验来宣传的。[42]突审是司法资源有限情况下的一种替代审讯方式。如果侦察不用耗费任何资源，出于保护人权的需要，我国也可以实行沉默权制度，让突审退出历史的舞台。但我国基层司法机关长期办案经费不足，装备落后， 科技 含量低，而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犯罪率又不断增长，这种情况下，不通过突审获取口供证言，势必使证据不足，大量犯罪不能侦破，这样虽然保护了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但势必使犯罪侵犯无辜大众的人权，从而最终影响社会安定。
从有效打击犯罪的角度看，突审不仅会加快侦破案件的速度，而且节省了司法资源，有利于准确、及时、有效地打击犯罪。而沉默权的设立赋予被追诉者对抗追诉者的权利，必然会给公安、司法人员带来许多麻烦。在法律要求犯罪嫌疑人“应如实回答”提问的条件下，侦查人员尚可以依赖口供突破案件，如果建立沉默权制度，如何对付重大犯罪的嫌疑人？这对警方目前有限的侦查能力无疑是雪上加霜。正如学者所言：“实践经验证明，对于那些犯罪心理不太坚固的有罪嫌疑人来说，初次接受侦查人员讯问往往是其心理防线容易崩溃的时间。如果侦查人员在这个时候必须告诉他有权保持沉默，那就可能失去破案最佳时机。”[43]因此，在当前中国的国情环境下，指责突审是不负责任的，何况是对十多年前的指责。
证据问题是佘祥林冤案中受人指责最多的。[44]从整个冤案“制造”过程来看，公检法机关是知道证据不足的。但为什么明明知道证据不足还要判，这的确值得思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舆论和受害者家属的制约。张家亲属曾数次上访，并组织220名群众签名上书，要求对“杀人犯”佘祥林从速处决。[45]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简单就事论事地指责公检法机关有罪推定。试想想，一方面几乎所有人都相信佘杀妻了，另一方面他又可以在下雨的晚上行走11公里找到“作案现场”，只是警方没有找到物证，而佘又是治安员，与公安机关关系密切，这种情况下，如果警方将佘放了，或者法院判决无罪，会给人们多大的想像空间？会有多少人指责“官官相卫”、“警匪一家”？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司法不应当受舆论影响，应当遵守自身的法律逻辑，[46]但是放在特有的政法传统中，谁又承担得起“脱离群众”、“漠视人民呼声”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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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社会压力，有学者指责说：“把这个死者的身份搞清楚了，这个压力就根本不存在了，所以我们的办案机关不去动这些脑筋，不去作这些工作，就简单地说如果不判处死刑，就会危害社会稳定。”[47]这样说根本没有一种“自己活，别人也活”的心态，是极端不负责任的，冤案的基础就在于所有的人确信死者就是张在玉，所有的压力都伴此而来。还有学者把证人出庭作证作为佘案程序上重要的瑕疵，并进行逆向思维，假设出具良心证明的四个证人都出庭作证了，就会促使法庭慎重处理案件，促使公安局重新辨认女尸，采用DNA技术对女尸进行鉴定。[48]甚至有人指责警方没有遵循良心证明的线索去追查张在玉的下落。这些责难多少有些不通情理，一边是死者家人的一口咬定，另一边是几百里外几个从未见过张在玉的村民的证词，警方应该相信谁？就连张家在收到张在玉来信时都以为是有人开玩笑而不予理会，[49]我们凭什么要求警方去几百里外调查一个“影子”，难道警方的办案资源可以滥用？
还有学者指责湖北省高院滥用发回权是造成冤案的关键一步，[50]言下之意是当时应该冒着放纵犯罪的风险，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宣判佘祥林无罪。因为“被告人的口供极不稳定，以至于我们的办案人员无法相信佘祥林的哪一份供述是真实的。而且无论是作案的凶器，作案的手段，作案的动机都存在着诸多的瑕疵。特别是良心证言证明张在玉没有死。”但是佘祥林在派出所当过治安员，警方认为“他具有反侦查和反审讯能力，不可能一次性彻底交待清楚，佘是试探性的供述，挤牙膏式的交待，故有多种供述。”况且他可以在下雨的晚上行走11公里找到“作案现场”。省高院对这些都可以视若无睹吗？就现代法治精神而言，疑罪从无是刑事诉讼领域中的一条基本原则，但我们能够要求11年前的湖北省高院不折不扣地贯彻这样的理念吗？当佘祥林上诉至湖北省高院后，审判委员会注意到了案件的疑窦，并以此为由发回重审。随后，“被害人”家属组织了200多人的上访队伍，要求对佘从快处决。回到当时事件发生的环境下思考，结合我国对群体性上访事件一向讳莫如深的态度，湖北高院顶了多大的压力啊！[51]他们作出那样的选择，已经尽力了。中国司法发展到今天，较之11年前，从理念和制度上都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但难道我们不应该对11年前的湖北高院多一些同情的理解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