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建国与回鹘文化的关系(6)
2014-01-27 01:18
导读：经做过研究，主要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契丹人敬日崇东的原因，一是契丹人是否日月并祭兼拜[104]。 关于第一个问题，冯家升先生曾提出：“考敬日崇东之
经做过研究，主要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契丹人敬日崇东的原因，一是契丹人是否日月并祭兼拜[104]。
关于第一个问题，冯家升先生曾提出：“考敬日崇东之俗，不惟契丹人有之，凡内地北方人民，几莫不然。盖以彼等相同，故于风俗习惯，类多相似。塞北气候寒冷，人所共知。日升则温，日没则寒。一年之中，温暖之时较少。……为其如此，故人民常依之顺势，太阳出没，定其屋庐之方向。……里巷背阴向阳，亦犹门屋东开向日也。”[105]冯先生的意思是说，敬日崇东、门屋东开的习俗源于向阳取暖的生活需要，这可真是面壁虚构的奇谈！稍有一点北方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屋室要向阳取暖只能是门窗朝南，朝东肯定是不行的。我现在的居室就是东西向（俗谓方向不正），冬天最需要阳光的时候却几乎整天都见不着太阳。所以，敬日崇东肯定和向阳取暖无关。既然这种习俗与实际生活需要无关，那就只好从精神生活方面去寻找原因。其实，冯家升先生已经发现突厥、回纥（回鹘）等古代也有敬日的习俗，惜因泥于陈说，以为“契丹贵日崇东，亦所固有，非必受突厥风俗之影响”[106]，未能深究交流途径。我认为，契丹敬日习俗固未必受突厥影响，但完全可能受回鹘影响。因突厥汗国久亡，其“日火崇拜”为祆教习俗[107]，重点在火不在日[108]；而回鹘则以崇拜光明的摩尼教为国教，如前所述，按照摩尼教教义，人类灵魂得救的程序是：拯救之神先将人的灵魂运到月宫去锻炼，锻炼纯净的灵魂再转到日宫去，最后回归光明王国[109]。这应当就是契丹祭东、拜日乃至形成敬日崇东习俗的本意。
关于第二个问题，《辽史》明确记载契丹日月并祭的有两次，见《圣宗纪》一：统和元年十二月“戊申，千龄节，祭日月，礼毕，百僚称贺”；《圣宗纪》二：统和四年十一月“癸未，祭日月，为驸马都尉（萧）勤德祈福。”明确记载不拜月的只有一条史料，即《兵卫志》上“兵制”条：“凡举兵，帝率蕃汉文武臣僚，以青牛白马祭告天地、日神，惟不拜月，分命近臣告太祖以下诸陵及木叶山神，乃诏诸道征兵。”举兵为特例，本不可据之以偏概全，但《礼志》有拜日仪而无专门的拜月仪又引起了疑虑。《辽史·礼制·考证》在引述《兵制》的记载以后指出：“则拜日之仪，有独拜日者，有兼拜月者。拜月之仪，志虽未载，其仪当与拜日等。”[110]冯家升先生则认为：“《志》无拜月仪者，不为所贵也。日月敬拜轻重之分，甚属显然，何得谓拜月与拜日等乎？”[111]查《辽史》，契丹用日月兼名之事颇多，如太宗天赞五年“八月丁酉，以大圣皇帝、皇后宴寝之所号日月宫，因建日月碑”；会同元年六月“癸巳，诏建日月四时堂，图写古帝王事于两庑。”保大元年“金兵望日月旗，知天祚在其下”。可见，说契丹兼拜日月应该是不会错的。但冯先生所说“日月敬拜轻重之分”可能也是有的。按照摩尼教的说法，“月之所以有十五天不太明亮，就是因为人间的灵魂在那里受锻炼，其中不纯洁的黑暗分子显露出来造成的。等到灵魂都炼得纯净时，就转到日宫去，而月宫由于空净而恢复了光明。这样的情形，每月又有十五天。”[112]这大概就是契丹日月兼拜同祭却又“敬日常胜于敬月”的原因。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于是我就想，天赞三年（924）六月耶律阿保机当众预言自己的归宿，最后说：“日月非遥，戒严是速”[113]；祖州“内城，殿曰两明，奉安祖考御容；曰二仪，以白金铸太祖像；曰黑龙，曰清秘，……太祖陵凿山为殿，曰明殿。……门曰黑龙”[114]，这些很可能都和摩尼教信仰有关。敦煌出土《摩尼教残经一》：“惑游心城，当知是师乐说日月光明宫殿，神通变化，具足威力；次于法中，专说诚信”；《下部赞》：“对日月宫，二光明殿，各三慈父，元堪赞誉”[115]。按照摩尼教教义，在拯救灵魂（光明分子）的道路上，“日宫里住着第三使、生命母和净风，而明使耶稣、惠明使和初人（先意）则住在月宫。”[116]
契丹有君基太一神，《辽史·国语解》：“君基太一神，福神名。其神所临之国，君能建极，孚于上下，则治化升平，民享多福。”太祖九年（915），“是岁，君基太一神数见，诏图其像。”所谓“君能建极”，显然是修史文人的望文生义之说。那么这位君基太一究竟是何方神圣呢？我认为，还是来自回鹘摩尼教的神明。据研究，“救世主耶稣居于月宫，在突厥文书中，它实际等于月宫。日神和月神（回鹘语Kün-ai-t?ngri）是中亚摩尼教广为崇拜的拯救之神。”[117]君基太一显然就是回鹘语Kün-ai-t?ngri刻意文饰的一种音译，本意为日月天神。在回鹘汗国时期可汗的尊号里，经常可以见到嵌有这种名号[118]。这里顺便说说，后来的宋朝崇奉道教，有所谓十神太一，其中君基太一、臣基太一、民基太一名号[119]，很让人怀疑就是由契丹君基太一神名望文生义敷衍而成。诚如是，这也可算作传统交流整合的一个典型案例吧。
本节最后想就契丹葬俗谈几句。《北史·契丹传》：“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可见契丹人早期的丧葬制度，是一种天葬加火葬的形式[120]。然而《新唐书·北狄契丹传》却说：“风俗与突厥大抵略侔。死不墓，以马车载尸入山，置于树颠。子孙死，父母旦夕哭；父母死则否，亦无丧期。”显然，唐代的契丹受突厥日火崇拜的影响，一度摒弃了火葬习俗。可是，同是《新唐书》作者的欧阳修又在《新五代史·四夷契丹附录》里说：“父母死，以不哭为勇，载其尸深山，置大木上，后三岁往取其骨焚之”，乍看与《北史·契丹传》全同，但与《唐书》记载比较可知，五代时契丹葬俗不再受突厥影响，且在相当的层面上实行火葬[121]。契丹贵族火葬少见，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多用尸床、尸台而很少用棺[122]，这很可能是一种裸葬的遗俗；二是早期很少以生前用品入葬，如祖州内城诸殿“各有太祖微时兵仗器物及服御皮毳之类，存之以示后嗣，使勿忘本”[123]；“丧葬仪：圣宗崩，……太巫祈禳。皇族、外戚、大臣、诸京官以次致祭。乃以衣、弓矢、鞍勒、图画、马驼、仪卫等物皆燔之。至山陵，葬毕，上哀册。”[124]我怀疑这些可能都曾受到摩尼教的影响。陈垣先生曾引敦煌出土摩尼教经残卷说：“其残存第一行云：‘宿死尸，若有覆藏，还同破戒。’可知裸尸以葬，是摩尼法。”又引“廖刚《高峰文集》卷二《乞禁妖教札子》云：‘……（吃菜事魔）死则人执柴烧变，不用棺椁衣衾，无复丧葬祭祀之事。……’右所论未明指摩尼教，然云一切务减人道，唯摩尼教似之。”[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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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契丹建国前自有本族习俗，圣宗后又盛行佛教，丧葬形式颇为复杂多样。有学者指出：契丹丧葬制度“如果与辽王朝建立之前相比较，其间有着明显的间断现象。这一情况，是否意味着唐代后期，契丹族的情况曾有过一个较短期的大变化，而史传失于记载呢？即使文献失载，为什么在考古发现中，也难为这种变化作证呢？”[126]或许，其原因就在于当时契丹改宗摩尼，风行裸葬、薄葬加火葬的缘故。究竟如何，当有待更多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工作。
四、关于述律氏
毋庸讳言，耶律阿保机的回鹘皇后述律氏是协助促成他即位称帝的重要人物，也是参与契丹建国的回鹘族的代表人物。据研究，契丹建国以前其部族一直实行部落对偶婚制[127]。迭剌部的耶律氏直到阿保机以前从未与回鹘人结成婚姻[128]，阿保机突破氏族社会传统改娶回鹘人为妻[129]，在传统社会强烈的婚姻背景之下，可以肯定此举有利用回鹘部族强大社会力量的企图[130]。关于回鹘人在契丹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前人已有系统研究，本文这里只拟从文化的角度对述律氏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