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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建国与回鹘文化的关系(9)

2014-01-27 01:18 是像契丹这样处于变革期的传统，异质的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
[32]《辽史》卷2《太祖纪》下，23-4页。参刘凤翥《辽太祖尊号谥号考辨》，载《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1期，收入孙进己等编《契丹史论著汇编》（上），235-6页。
[33]见前引《摩尼教及其东渐》附录，250-1页。
[34]见《摩尼教及其东渐》附录，253、254、257-8页。
[35]见《辽史》卷1《太祖纪》上，3页。
[36]见陈述《契丹史稿》，68页。
[37]见《辽史》卷1《太祖纪》上，10页。关于中国上开皇、始皇、皇始一类名号的意义，请参《通鉴》卷7，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王初并天下”条，234-5页；同书卷108，晋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396），“魏群臣劝魏王珪称尊号”条胡注，3429页。有关研究参田余庆《北魏后宫子贵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变》，载《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389页及402-3页注81。
[38]例如早在契丹之前，高句丽就有始祖之母感日而孕的传说，参《魏书》卷100《高句丽传》，2213页。
[39]参刘浦江《契丹族的历史记忆——以“青牛白马”说为中心》，收在《漆侠先生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157、160、164-5页。这里我要感谢刘先生惠赠大作，该文资料丰富，令我受益匪浅。
[40]见王民信《契丹古八部与大贺遥辇迭剌的关系》，收在前引《契丹史论丛》，47页。
[41]参杨富学《契丹族源传说借自回鹘论》，收入氏著《中国北方历史文化论稿》，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144-55页。
[42]见《辽史》卷1《太祖纪》上，8页。
[43]参上引刘浦江《契丹族的历史记忆——以“青牛白马”说为中心》，160页。
[44]见《辽史》卷2《太祖纪》下，24页。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45]《辽史》卷116《国语解》，1545页。
[46]据说有人认为，“木叶山的位置之所以众说纷纭，主要是因为一千多年来地貌的演变”，“至少在辽代前期，潢河和土河还属于黑龙江水系而不是辽河水系，辽代的潢河即今乌力吉木伦河，潢河与土河在阿鲁克尔沁旗东南交会后，东北注入松花江”（见前引刘浦江《契丹族的历史记忆——以“青牛白马”说为中心》165页转述）。这就是说，今天的松辽分水岭（吉林省长春—长岭—通榆一线）只是辽代后期以来一千来年地貌演变的结果，这不惟难以置信，简直是信口开河！
[47]参前引陈述《契丹社会史稿》附录《阿保机营建四楼说证误》，191-206页。
[48]前者见于八世纪的突厥文碑铭，参特勤《鄂尔浑突厥语语法》（T. Tekin,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第四章《词汇表》，布鲁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1968年，330、369页；后者见于十一世纪辞书，参马合木·喀什噶里《突厥语词汇》（Mahmud al-Kashq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第三册（索引），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年，21、169页。
[49]参拙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243-4、247页。
[50]见前引刘浦江《契丹族的历史记忆——以“青牛白马”说为中心》，171页。
[51]《新五代史》卷72，885-6页。
[52]参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26、36、83、107页。
[53]见贾敬颜遗著《东北古代民族古代地理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西兰霍兰德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13页。
[54]见该书《例言》4-5页。
[55]参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79-80页。
[56]如《刘郁〈西使记〉》，见王国维《古行记四种》叶八，收入《王国维遗书》第13册，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本。并请参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7册，中华地图学社，36-7页。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57]参贾敬颜、朱风合辑《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2页。
[58]贾敬颜认为：“说契丹人讲的话是一种古蒙古语，一种颚音很重的古蒙古语，应该是令人信服的”，见氏撰《契丹文》，收在《中国民族古文字》，北京：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82年，106-7页。
[59]见道布编著《蒙古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3年，22页。
[60]参前引刘浦江《契丹族的历史记忆——以“青牛白马”说为中心》，164页。
[61]参《辽史》卷49《礼志》一，834-5页。
[62]《辽史·礼志》序：“今国史院有金陈大任《辽礼仪志》，皆其国俗之故，又有《辽朝杂礼》，汉仪为多。别得宣文阁所藏耶律俨《志》，视大任为加详。存其略，著于篇。”（834页）可见元修《辽史》，曾对契丹国俗和汉仪作了勘比整合。然而还不止此，同书《礼志》五《嘉仪》上“皇帝受册仪”后注：“又有《上契丹册仪》，以阻午可汗柴册礼合唐礼杂就之。”（859页）可见礼俗勘比整合在辽代当时已经开始。
[63]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107《石季龙载记》下：“龙骧孙伏都、刘铢等结羯士三千伏于胡天，亦欲诛（冉）闵等。”（2791页）《通鉴》卷98，晋穆帝永和五年（349）“赵主鉴使乐平王苞”条记此事，胡注云：“胡天盖石氏禁中署舍之名。”（3099页）并请参唐长孺《魏晋杂胡考》，收在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78年，416-7页。
[64]参前引贾敬颜《契丹文》，99页。
[65]《辽史》卷49《礼志》一，834页。
[66]同前引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14页。并请参《古代摩尼教》，71-2页。契丹“再生仪”仪注有：“在再生室东南，倒植三岐木。”（《辽史》卷53《礼志》六，879页）此三岐木或许就是摩尼教象征光明王国的三干树，再生与往生方向不同，故其倒植。我国的契丹考古发现过不少壁画，应该有希望把这种三干树识别出来。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67]见《摩尼教及其东渐》，255、256页。
[68]契丹族并非只有八部，详参上引杨志玖《阿保机即位考辨》。因此，八部的说法只具传说的象征意义而难以做认真的历史考实。或者，这只是受鲜卑八部大人制度影响而产生的比附说法也未可知。有关的史料见《辽史》卷32《营卫志》中《部族》上，376-81页；最近的有关信息可参刘浦江《契丹族的历史记忆——以“青牛白马”说为中心》，160-62页。
[69]见罗炳良主编《中华野史》辽夏金元卷，泰山出版社，2000年，10页。
[70]刘浦江《契丹族的历史记忆——以“青牛白马”说为中心》，164页。
[71]参《辽史》卷49《礼志》一，836页。
[72]参前引王民信《契丹古八部与大贺遥辇迭剌的关系》，收在前引《契丹史论丛》，45页。
[73]冯家升对此有详细，参氏撰《契丹祀天之俗与其宗教神话风俗之关系》，收在《冯家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1987年，51-7页。
[74]见前引王民信《契丹古八部与大贺遥辇迭剌的关系》，收在前引《契丹史论丛》，46页。
[75]参冯家升《契丹祀天之俗与其宗教神话风俗之关系》，同上引《冯家升论著辑粹》，68-9页。又，唐太宗初即位，与颉利可汗于便桥杀白马盟誓（两《唐书·突厥传》）；苏定方伐百济，于江边杀白马祭祀（《（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十八，忠清右道公州镇扶余县古迹）。[俄]E·N·杰烈维扬科《黑龙江沿岸的部落》也曾提到古代民族中的一些例子：“由于契丹人企图强占阿骨打亡兄的贈马，几乎引起了一场冲突。死去的撒改也曾以白色御马陪葬。假如我们还记得中国人和那乃人均以白色志丧、通古斯人皆以白马祭献林神的话，那么。上述最后这—情节则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直到不久以前，在朝鲜还保留着这样一种习惯，送葬时在灵架上放有白马像。这是一种避邪符。在一些为开业举行的仪式中，马也是中心角色。马，特别是白马，也是一种祭祀用的动物[注239：U．V．约诺娃：《朝鲜人宗教仪式中的图腾崇拜残余》，155页]。”（林树山、姚凤译，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7 年，294页）
[76]见前引《冯家升论著辑粹》，63页。
[77]本段所转述摩尼教内容请参前引《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