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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建国与回鹘文化的关系(8)

2014-01-27 01:18
导读:内得到解说,如所谓契丹初兴之主有所谓“喎呵”[151]者,很有可能就是摩尼教中的嗢末(Hormizd)神。但既然乾隆皇帝以之为“神道设教”的说法能够被学
内得到解说,如所谓契丹初兴之主有所谓“喎呵”[151]者,很有可能就是摩尼教中的嗢末(Hormizd)神。但既然乾隆皇帝以之为“神道设教”的说法能够被学界接受[152],当然也不影响我们立论,所以就不在此深究细论了。
结 语
  本文检讨了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降生神话、始祖神话以及一些重要的契丹习俗,发现它们大都能在摩尼降生神话及摩尼教教义和神话中找到原型或依据。我认为,在以摩尼教为国教的回鹘汗国崩溃,大批回鹘族人进入契丹并发挥重要作用的背景下,很难把这些神话传说的相符对应完全归之于偶然的巧合。
  六十八年前,王日蔚先生在其《契丹与回鹘关系考》最后说:“至二者在之相互影响,则以缺乏,未能得其真相。……他日有材料时,当专篇论之也。”[153]更早,八十年前,陈垣先生作《摩尼教入中国考》,特别于第十四章《南宋摩尼复盛》后标出:“同时北朝辽、金、夏关于摩尼之史料,当亦不少,因摩尼固尝盛行北地。此节且待他时之发现。”[154]本文之作,或可稍平前辈之憾。不过,限于材料和学力,本人所探讨者只是不同宗教文化影响的蛛丝马迹,且经与旧有习俗的整合[155],并非是系统宗教的。如前辈学者冯承均先生所言:“间尝研究我国制度,分析其间固有及外来之成分,往往与类似固有制度之中,发现外国输入之事,特因习用已久,遂致主客不分”[156],本文所论,泰半仿此。本人以为,这种研究既有学术价值,也能提供现实借鉴意义。
  九世纪中回鹘汗国崩溃给契丹传统社会带来了新的激励因素。回鹘族人进入契丹社会,给契丹部族注入了新鲜血液;回鹘所奉摩尼教的传入,则为契丹传统社会的飞跃与变革提供了新的精神武器。耶律阿保机即以结亲取得回鹘族人(很可能把持着商业)的支持,并藉其摩尼教神话自己,从而得以突破传统,实现革命,建立国家,实行帝制,成为契丹人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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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及文化交流往往与商业活动同时进行[157]。唐代后期,回鹘人(包括在回鹘汗国配为部落的粟特人即昭武九姓胡)实际上已经大量从事商业经营活动[158]。汗国崩溃以后,回鹘人并没有马上融入变成游牧的契丹人,他们在相当一段时期还作为不同的群体存在并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因此,回鹘商业文化对契丹社会发生飞跃变革的影响也值得专门研究。传统的说法认为契丹是农牧二元社会,然而,二元之间有赖商业联系,因而很可能是农、牧、商三元社会,即相当一段时期的汉人及渤海、契丹牧业、回鹘商业[159]三足鼎立。诚如是,基于“二元社会”说的一些理论如“征服王朝论”等就有必要重新探讨。

[1]参王锺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432页。
[2] [北齐]魏收撰《魏书》卷100《契丹传》,中华书局标点本(以下引正史均为此本),1984年,2223页。
[3]同上引《魏书》卷100,2222页。
[4] [元]脱脱等撰《辽史》卷1《太祖纪》上,10页。
[5]如陈述(玉书)《契丹社会史稿》,三联书店,1978年;同作者《契丹史稿》,人民出版社,1986年;蔡美彪《契丹的部落组织和国家的产生》,载《历史研究》1964年第5-6期;[日]松井等著《契丹勃兴史》,刘凤翥译、邢复礼校汉译本收在《民族史译文集》第10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1年。
[6]近年国内有关契丹及辽朝历史的论著已经不少,比如,可以参考张正明《契丹史略》,中华书局,1979年;舒焚《辽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7]参上引[日]松井等《契丹勃兴史》,2、27页。
[8]参王日蔚《契丹与回鹘关系考》,载《禹贡》卷4第8期(1935年12月);李符桐《回鹘与辽朝建国之关系》,台北文风出版社,1968年,后收入李符桐论著全集编委会编《李符桐论著全集》第二册,学生书局印行,1992年,263-405页;王民信《契丹外戚集团的形成》,收在氏著《契丹史论丛》,台北学海出版社,1973年,73-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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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关于崇拜光明是摩尼教的主要特征和回鹘奉摩尼的情况,参林悟殊《摩尼教入华年代质疑》及《回鹘奉摩尼教的社会历史根源》,前文收在氏著《摩尼教及其东渐》,中华书局,1987年,58页,后文收在同书87-99页。
[10]见[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19《北狄契丹传》,6173页;[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卷137《外国传》一,1827-8页;[宋]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一,886-7页;[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卷266,后梁太祖开平元年(907)五月“契丹遣其臣袍笏梅老来通好”条,中华书局标点本(本文引《通鉴》均为此本),1982年,8676-9页。
[11]见《辽史》卷1《太祖纪》上,2-3页;同书卷73《耶律曷鲁传》,1220-1页。
[12]参杨志玖《阿保机即位考辨》,载《史语所集刊》17期,1948年4月。
[13]见上引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附录《〈摩尼光佛教法仪略〉释文》,230-1页。
[14] [德]克林凯特著、林悟殊译《古代摩尼教》,中山大学出版社,1982年,22页。
[15]同上引《古代摩尼教艺术》,24页。
[16]本文这里用的是摩尼教所谓“五明子”即清静气、妙风、明力、妙水、妙火的名称,见前引《摩尼教及其东渐》15页。克林凯特在《古代摩尼教艺术》中说:“许多文书也言明尊为五大神,即五种明亮的宇宙分子——气、风、明、水、火所环绕。这五种分子和人类学的五个范畴,即推理、意志、智力、思想、理解等五个概念相联系。”(32页)显然,这五种明亮分子属于摩尼教崇拜的基本对象,故其名称大同小异,并无本质的区别。
[17]见前引《摩尼教及其东渐》附录《〈下部赞〉释文》,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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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见《摩尼教及其东渐》附录《〈下部赞〉释文》,256、258页。
[19]《古代摩尼教艺术》,97页。据克林凯特的说法,在吐鲁番高昌故城发现的七、八世纪摩尼教经书插图中,有一幅是在“物的拱门上,画着三位一体的神,……其主神位于中央,较其他神为大。而且,主神的王冠上还另有一装饰,看来是一个带着同样王冠的较小人头。若如是,则暗示了拯救之神的分身理论。随伴的两个较小神像,其保存得最完好的一个也带着一顶与主神类似的王冠,但没有主神那一附加的装饰。我们可以推测,这里画的是摩尼教的拯救之神,也许就是第三宇宙阶段所创造的那批神。”(《古代摩尼教艺术》,88页。)而据摩尼教教义,大明尊在第三宇宙阶段唤出的拯救之神有第三使、惠明使、光耀柱(银河)以及大智甲(Great Nons),参前引《古代摩尼教艺术》35页。
[20]参上引《古代摩尼教艺术》,35-6、91-2页。
[21]参上引《古代摩尼教艺术》,97-8页。
[22]参上引《古代摩尼教艺术》,41、78-9、92页。
[23]《古代摩尼教艺术》,78-9页。
[24]《古代摩尼教艺术》,42页。
[25]《古代摩尼教艺术》,79页。
[26]克林凯特认为:“此处画的可能是762年信奉‘明教’的牟羽可汗,要不就是像牟羽可汗那样,与臣属一道奉摩尼教的另一位国王。”(《古代摩尼教艺术》,78页)
[27]见《摩尼教及其东渐》附录《〈下部赞〉释文》,254页。
[28]这类字眼在摩尼教经典里屡见不鲜,可参上引《摩尼教及其东渐》附录。
[29]《辽史》卷1《太祖纪》上,10页。
[30]《辽史》卷112《逆臣传》上,1498页。
[31]《辽史》卷2《太祖纪》下,19页。耶律阿保机的这篇预言充满神秘的谶语,尤其是预言了自己的死期,而且恰恰正是三年以后所谓“扶余之变”他神秘死亡的日期,这太令人疑惑了!总之,我感到,这篇预言的内容,它的产生,所谓“扶余之变”,甚至契丹灭渤海,都还有深藏未露的因素有待揭示,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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