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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1步发展，在借鉴和吸收1些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陆续创设了1批大型彩票，如福利彩票、体育彩票和足球彩票等。并且，彩票业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发展成为1项颇具规模的产业。如今，各类彩票销售点已经遍布国内许多地方的街头巷尾，中央和各地电视台频频推出各种彩票专题节目，不少有影响的报刊都开辟了彩票信息专栏，“彩民”也成为1个耳熟能详的专有词汇。所有这些情况都有力地表明，彩票已经构成当代社会生活中1道独特的风景线。
不过，这种彩票风行中国的盛况并非为今日所独有。早在晚清时期，就曾掀起过中国历史上首次彩票风行的浪潮。并且，这1时期的彩票不仅同样进入了民众日常生活的层面，而且有着决不亚于当代彩票的社会声势和影响。就其发展历程的持续时间和复杂程度而言，甚至比今日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晚清时期这次彩票浪潮的发生机制是什么，又是在怎样的社会情境中形成的？其与当代彩票之间是否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呢？尽管晚清彩票与当代彩票相距近百年时间，然而探讨这些问题仍然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因为这1方面可以重现中国彩票发展史中1段相当关键却长期湮没的历史，另1方面也完全能够为加深理解当代中国彩票事业提供1定的帮助。1
大概出于彩票终归是1种难登大雅之堂的事物的缘故，在很长1段时间中，整个中国彩票史都没有真正进入历史学者的研究视野。直到国内彩票略具气候的2000年以后，才陆续出现了10篇左右有关中国彩票史的专题文章。而在这些文章中，除了1两篇属于严肃的学术研究外，大多只是些泛泛而论的介绍性文字。在这种情况下，固然这些文章大多都明确地以中国近代彩票作为论述的重心，但其中许多重要问题实际上尚未得到根本解决。而中国近代彩票的起源，正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1。 为界定本文的论述主题起见，首先应该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中国近代彩票”有着自身特定的意涵，即主要指那些与中国近代化进程发生直接关联的彩票。因此，对其起源问题的探讨就既不必对彩票本身进行原始追溯，亦无须涉及中国本土射彩之法的初始发展。而构成中国首个彩票浪潮的主体，便位于中国近代彩票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这些彩票并不包括同时期出现在中国的所有彩票。例如，有这样两类彩票就不能赋予“中国近代彩票”的性质：其1是那些虽在近代中国发行却具有国外资本背景的彩票，因为这完全是西方近代彩票体系的延展；其2则是这1时期从中国本土射彩之法中衍生出来的彩票。 另外，如果不对排除第2类彩票的原因作出进1步的说明，恐怕难免引起1些不必要的混乱。例如，有人就认为，道光以后在广东1带开始流行的“闱姓”博弈，“实际上和我们今天的彩票相差无几，特别是体育彩票的1种”[1]。另有人则更为明确反对那种将彩票视为舶来品的看法，指出自乾嘉时期就开始在粤东流行的白鸽票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彩票形式之1，且如今香港6合彩中就有白鸽票的影子[2]。据此而言，本文似乎不能排斥这些彩票。事实上，这样的看法显然是将形式与内容混为1谈了。也就是说，如果单以形式而论，无论是“闱姓”票或是白鸽票都不能说是中国最早的彩票。杨联陞先生早已指出，中国至少在13世纪就出现了“拈阄射利”的抽奖票，从广义上讲，这种方式与近代以后的彩票并无多大差别[3]。那么，我们是否应当从13世纪开始讨论中国近代彩票的起源呢？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正如杨先生本人承认的那样，这些抽奖票与19世纪后期开始风行中国的那些彩票并无直接的关系，也是完全不同的事物。至于包括“闱姓”和白鸽票在内的本土射彩之法与本文所谓的“中国近代彩票”之间的最关键区别，则在于后者赖以立足的基础是近代资本运行体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可以说，彩票真正在中国成为1种较为系统化的日常性行业，1方面是中国近代行业演化过程中才出现的事情，另1方面是以模仿国外彩票为起点而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就不能仅仅依据形式上 的雷同来确定某种彩票的基本属性。 就中国近代彩票的起源问题来说，闵杰先生应是第1位对之进行认真探察的学者[4]。至于其他人的1些说法，则由于缺乏论证和证据，因此这里无须论及。应当说，闵先生的《论清末彩票》1文是中国彩票史研究领域中迄今为止最具学术价值的文章。该文依据较为丰富的史料，对晚清彩票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问题都作出了正确论述。不过，他在这个起源问题上的论述却相当简单。从其行文中可以看出，他认为中国近代彩票的起点应是1899年由上海广济公司发行的“江南义赈彩票”（通常简称为“江南票”）。其根据在于，这是首家经官方正式批准发行、由中国商人单独承办、以吕宋票为原型的大型彩票。 由于清人徐珂编辑的《清稗类钞》1书中就有“我国之有发财票，自粤商江南票始”的明确说法[5]，那么再来探讨这1问题岂非多此1举吗？实际上，尽管闵先生准确地指出广济公司是以赈灾的名义打开了发行彩票的突破口，但无论是他还是《清稗类钞》中都没有进1步提及这样1些相当重要的问题：江南票为什么要以“义赈”为旗号？而义赈又是1种什么样的事物，居然可以为这家彩票的发行提供必要的社会支持？再者，彩票与义赈之间究竟为什么会发生关联，又是怎样关联起来的？显然，如果对这些问题不加解释，还不能说就圆满解决了中国近代彩票的起源问题。而1旦触及到这些问题，我们就会发现，1899年江南票的出现其实只标志着中国近代彩票的1个重要发展阶段而非其源头，在此之前，中国近代彩票的发展已经得到相当可观的积累了。2
晚清义赈的出现是中国救荒史上的1个新鲜现象，也标志着中国近代救荒史发生了1次重大的变动。关于晚清义赈的特性，李文海先生指出，由于晚清时期严重的灾荒、荒政的衰败以及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动，民间自发兴起了这种“民捐民办”，即由民间自行组织劝赈、自行募集经费，并自行向灾民直接散发救灾物资的跨地域救荒活动。它是1大批江南绅商的联合行动，1方面与江南慈善传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另1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传统的地方性慈善事业[6]。而这种超越性的最重要表现，就在于义赈是1种跨地域的地方性救荒实践，也就是说，义赈在其救助对象指向全国范围内灾荒的同时，又始终立足于江南地区，其表现出来的地域意识、主要依靠的社会资源以及具体运用的救荒方式，无不带有强烈的江南地方色彩，从而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运行机制[7]。 不仅如此，以19世纪70年代后期爆发的“丁戊奇荒”为契机，晚清义赈在诞生后不久便迅速成长为1股不容忽视的社会救荒力量。并且，随着晚清时期灾荒的频繁发生，其活动也连绵不断，到19世纪90年代时就已“风气大开”了。更重要的是，由于义赈的资源主要来自于民间，运作机制较为灵活，而且在相当程度上针对当时中国赈灾机制的主体即官赈中的弊端来实施救灾行动，因此很快就赢得了从国家到社会的广泛信任，并对官赈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正如义赈的重要发起人之1经元善在1892年所说的那样，当时已是“海内成为风气，1若非义赈不得实惠”[8]。 当然，义赈的社会影响力固然非凡，却并不意味着其他人可以随意攀附骥尾来实现别样目的。事情要是这么简单，那么另外许多射彩之法同样可以借用义赈的名声来谋求自身的合法化。可为什么只有江南票顺利地与义赈挂起钩来了呢？事实上，这种挂钩决非是广济公司经理人的灵机1动，而是因为彩票与义赈之间早就发生了直接的关联。并且，很可能由于义赈也仅仅与彩票之间有着这种关联，从而为江南票的做法提供了某种铺垫，同时使得其他射彩之法没有多少可趁之机。 值得强调的是，彩票与义赈的最初关联，还是出于义赈方面的主动性。至于这种动力的主要来源，则是义赈为筹集赈灾资金而开展的募捐动员。与以往那种主要依靠民间绅富捐助的救灾活动不同，义赈发起的筹赈活动也是对中国传统募捐机制的超越。也就是说，无论是其社会动员的广度还是深度，义赈的募捐都达到了空前的层次。早在光绪4年（1878）4月间，时人就曾对义赈引发的热烈筹赈场面发出过这样的感叹：[9] 各赈局善堂常有妇女施助金簪首饰者，是闺阁之心尽矣；各处开行开铺商人，无论店铺大小、本钱多寡，各有施将，是商人之心尽矣。绅衿之救灾恤邻者，亦各量力施助，是缙绅之心尽矣。妓女有不愿烧香而愿助赈者，接踵而至，是青楼之心尽矣。东西两洋尚非与我同土，而捐助者甚众，是外国人之心尽矣。各口轮船设柜劝捐，每次各行旅捐者1元数元，无不尽力慨助，是行客之心尽矣。乞丐某蓄积10余年，只有8百文，竟肯尽数助赈；尚有沿门托钵，讨得数10钱而1半付与捐局者，则乞丐之心皆尽矣。 在这种形势的激发下，向义赈的捐助益发踊跃，不仅是有钱的出钱，甚至还有许多人把价值不菲乃至略可变价的物品都直接捐给了义赈组织。然而，这些物品毕竟不是可以立即利用的款项。随着各家赈所接受的助赈物品愈积愈多，如何将之尽快转化为赈款就成了1个相当迫切的问题。而率先设法解决来这1问题并找到1条便利途径的，则是上海协赈公所中的义赈同人。与此同时，由于当时上海是首家进入中国的大型国外彩票即吕宋票最集中的销售地，故而上海义赈同人很快便想到了仿效吕宋票形式来处理助赈物品的途径。光绪5年8月初8日（1879年9月23日），上海协赈公所在《申报》上特地发布了1则“变资助赈彩票”的告白，内中称：[10] 近日捐助衣裘、珠玉、玩器、书画充赈者，大小不1，急切不能售价，不得已仿照彩票法，以物价高下定彩等差。计估价2千元，拟制彩票2千张，每张1元。有乐助者请至南市升茂钱庄、城里果育堂、辅元堂、保婴局、英租界大马路保安堂、法租界浦滩太古公司内协赈公所买票。自1张以至10百，不拘多少。俟张数售完，当定期登报，请至邑庙内园当众拈阄。得彩者虽无10分奇赢，然头2等彩利亦4510倍，降而至于百号以次，亦值1元者尚多，即最下者亦有书画等件，譬诸买1价目过昂之物，并不虚费。借此成全善举，可救数千饥民之命。想好善君子必乐于玉成也。 虽然其采用的开彩形式是“在城隍庙戏台上延请耆儒1位，童子两人，对越神明，秉公拈阄。初7日在罗神殿保婴总局凭票对号，照发所有号数物件。1经掣定，即缮具总单，实贴庙中大殿。如有怀私，天厌之”[11]，但是这次活动在整体上仍属1种新式筹赈手法。而且，对于这里所说的“彩票法”，义赈同人后来明确地说就是“吕宋彩票之法”[12]，因此这次活动遂成为国内首次对吕宋票的公开仿效。另外，此次赈彩的销售大概颇为顺利。这表现在，不仅这次活动在原定的9月初6日（10月20日）如期开彩，而且1月之间该赈所的2千号彩件便仅剩310余号[13]。嗣后，在上海赈所这次活动的启发下，扬镇赈所在同年101月间处理本所的助赈物品时也如法炮制了1次[14]。 尽管“丁戊奇荒”期间义赈售彩助赈之举仅此两例，但是倘若与当时彩票在中国的命运联系起来，便可发现这种举动在中国近代彩票发展史上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由于很久以前的抽奖票就被当作1种赌博形式[15]，所以禁赌极严的清代官方虽说控制不了吕宋票，但1直照赌博例禁止国人仿办同类形式的彩票。就在义赈同人首次举办赈彩售物的次年，上海县官府还出示禁止“仿照吕宋发财票号数、设绸绉台凳卖票者”，并于是年6、7两月间分别处理了两批托寄洋商名下私制彩票之人[16]。直到光绪105年（1889）间，汉阳官府还发布了严禁彩票的章程，其惩罚力度也极为严厉：[17] 主使发贴吕宋票之人，照造卖赌具例，发边远充军；伙同代贴者，照贩卖赌具例，杖1百，流3千里；买回得彩者，照为从例，杖1百，徒3年；窝顿容隐不首之犯，分别照例革究枷示。 可以说，汉阳官府的这种做法正是清律1贯精神的反映。而照此情况来看，国人自办彩票欲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可以说是困难重重。然而，由于义赈同人在光绪5年的公开售彩之举没有受到官方的任何干预，这就预示出彩票完全能够在中国找到1个可靠的突破口，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1点。 不过，光绪5年（1879年）的售彩活动在整体运作上还相当简单，并且在义赈初期仅此两例，所以这种举动还只能算是权宜之计。而到义赈活动在光绪7年（1881年）再度兴起之后，义赈同人甚至开始尝试着将售彩助赈之法发展为其正式运用的募捐手法之1了。这主要表现在，义赈同人不仅更多地运用这种手法筹赈，而且大大加深了对正规彩票发行方式的借鉴程度。在这方面，光绪8年义赈绅士谢家福等人所制定的“元魁夺彩会”筹赈法虽然与吕宋票形式有1定的差别，却从1个侧面表明后者首次真正引起了义赈同人的重视。所谓“元魁夺彩会”的意图是趁当年举行乡试之机售彩筹赈，其具体做法是：[18] 1、是会为急筹皖赈起见，而于新贵诸君北上会试，亦足少壮行色。与其将来广分硃卷，何如此际筹捐助会，较为事半功倍？即使家道殷实，亦可将程仪分赠同年寒士，与不伤惠，取不伤廉，与广东闱姓、吕宋彩票情节迥异。想赴试诸君无不欣然乐助也。 1、凡乡试诸君，不论何省均可与会，每会自助1员，募赈9员，尽7月杪截止。寄至苏州王枢密巷电报局内皖赈公寓守取收票，并登《申报》为凭。约以1万会为率，计收皖赈洋9万员，立即解交办赈诸君散放，此外程仪洋1万员，暂存上海汇丰银行。 1、助会诸君高中解元者，得程仪洋5百员，魁选得程仪洋4百员，举人得程仪洋3百员。倘中数过多，则尽数分摊。1人而助数会者，程仪祗得1分。 1、与试诸君送交会洋时，须照学册履历开明，以便填明票根。1俟高中，凭票取洋，毫无折扣。 1、凡与会诸君高捷南北两闱者，业已托定天津、江宁友人于发榜之日，即将诸君名次电报，敝处立即奉闻，省城内外当日即可得信，外府郡县亦即专足函达。所有报费均由同人捐备，不取新贵分文。 显然，谢家福等人正是因为意识到了彩票发行方式的重要性，才意欲在借鉴广东“闱姓”抽奖票和吕宋票形式的同时，另创1种新的博彩方法。但令人失望的是，该会开办两月后却“收数寥寥，10不偿1”[19]。而该会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正与其发行形式有很大关系，就连谢家福自己都承认“元魁会章本欲与闱姓、彩票稍分蹊径，故立法失之呆板”[20]。此后，虽然还有人在该会基础上提出诸如“元魁得意会”[21]和“元魁夺标会”[22]的建议，然而义赈同人再也没有采用过这类方式来售彩筹赈。 在某种意义上，“元魁夺彩会”的失败很可能使义赈同人更深刻地认识到了吕宋票形式的优越性。毕竟，元魁会在发行时机和销售对象方面都受到太多的限制，吕宋票形式却可以随时向极为广泛的人群开放。因此，无怪乎义赈同人从光绪9年起对售彩手法的运用会更加彻底地模仿后者。例如，光绪9年底，当售彩手法继“元魁夺彩会”之后再次出现在义赈活动中时，虽然其发起人、上海丝业会馆赈所主持人施善昌的意图与光绪5年上海义赈同人1样，都是为了将助赈物品变现为赈款，但前者的运作几乎更是1次正规彩票的发行：[23] 敝会馆代收赈捐以来，仰蒙各善士急公好义，除助捐银洋外，兼有……珍贵之品，……当此时势，出售价难平允，而赈款又刻不待缓，爰汇同人公议，仿照洋人摇彩格式，额定2千号，每号收洋两元。俟售满额号，登报定期在敝会馆关帝神前当众拈阄开彩。……计得彩票2百号，开列于左： 头彩2张，每张得物值洋2百510元；2彩2张，每张得物值洋1百410元；3彩2张，每张得物值洋1百元；4彩2张，每张得物值洋710元；5彩8张，每张得物值洋310元；6彩210张，每张得物值洋210元；7彩念4张，每张得物值洋105元；8彩3102张，每张得物值洋10元；9彩410张，每张得物值洋7元；全彩610张，每张得物值洋5元；附头彩上下4张，每张得物值洋310元；附2彩上下4张，每张得物值洋105元。 可以说，施善昌这次行动的出现，不仅反映出义赈处理助赈物品的赈彩手法发展到了相当完备的程度。在此之后，由义赈发起的历次赈彩售物的活动中，其形式都与施善昌上面的做法基本相同，而不再象光绪5年那样简单地票票有彩了。3
尽管施善昌的上述行动并不具备任何商业资本的背景，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终究意味着吕宋票的发行机制在中国得到了较为完善的移植。况且，其与正规彩票之间也仅有咫尺之遥了。因此毫不令人意外的是，正是在义赈同人将赈彩售物之法发展完备以后，中国近代彩票业也终于展开了第1轮正式攻势。至于这种攻势的第1个表现，便是首批明确作为经营活动的国内正规彩票的开办。我们之所以说这批彩票得以开办的基础是义赈的赈彩售物之法，其主要理由是，这些彩票除了都打着“筹赈”的名义问世外，还毫不例外地都把奖项设为彩物而非彩金。由于设立彩金才是彩票的1个基本特征，所以这批彩票很显然都是模仿义赈的做法以避免被官方视为违禁之举。 那么，这些筹赈彩票为何又被视为1种经营活动呢？这是因为：首先，这批彩票设立的虽然都是彩物而非彩金，但是所有这些彩物都具有明确的商品属性，并且头几彩的总价值相当不菲；其次，这些彩票不仅在发行量上都大大超过了义赈发行赈彩的规模，而且都是以定期发售、长期发行的形象问世的彩票，这就与义赈那种为处理助赈物品而临时举办赈彩的情形拉开了距离。另外值得强调的是，由于官方并没有表示出明显反对的迹象，所以这些筹赈彩票才应该被称作最早的1批中国近代彩票。 颇为有趣的是，这批彩票的创办者皆为在上海开办的书局，其所设彩物也都是书籍，故而这些彩票通常又被称为“书彩筹赈票”。首家书彩筹赈票的发行者是翰宝阁书坊，其于光绪103年9月在《申报》上发布章程云：[24] 是票共1万张，每张4号，每号洋3角。头彩得《图书集成》1部，新印《经史子集题解统编》810部……，《详注渊鉴类类函纂要》廿部……；2彩得《廿4史》1部，《题解统编》410部，《渊鉴纂要》103部；3彩得《皇朝3通》1部，《题解统编》廿部，《渊鉴纂要》8部。共计正彩9百廿4号，副彩1千8百4108号，附彩3万7千2百廿8号。开彩后，除3大彩送交外，其余在上海积山局领书。1切章程，详于售出彩票中。1票4号，未便拆售。外埠寄洋售票，须加信力。售处在上海棋盘街恒德里，分售在苏州观前来青阁书坊、镇江西门外大街申昌、扬州多子街颐寿堂药铺、无锡北门内大街和泰夏布洋货号。 由于翰宝阁后来还表示要在初次开彩后继续发行，所以这家彩票的设立显然不是1种临机的行为[25]。不过，这家彩票并未明言它是否具有资助义赈的动机。或许由于它的确更多具有投机性质而未能赢得社会认同，所以其在次年2月后便消失了踪影。 光绪103年102月间，另外1家书局——森宝书局发行了规模更大的书彩筹赈票。与翰宝阁不同的是，森宝彩票更为明确地将自己的出现与当时义赈正在开展的赈灾行动联系在了1起：[26] 本局专为河南灾重起见，爰将所藏石印等书画、碑帖合成捌千元，照售书例，共设筹赈售书彩票贰万张，每张两号，计洋4角。得彩书目及筹赈章程具详票中，逐次按交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