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社会风尚及其变化_历史学毕业论文

    风尚，犹风气，是1定时期社会流行的风气和习尚，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普遍存在的1种社会现象，它随社会变化而变化。晚清风尚经历了从“扬”到“洋”再到“新”的过程。其“洋”是在西方文化影响之下发生的变化，它伴随社会的动荡与变迁而逐渐趋新。同时，风尚变化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且呈现变动不居的态势，这种态势1直持续到民国时代。 

风尚研究历来不为史家所重。又，由于风尚、风俗常相混淆，其理论界定尚待进1步研究，所以，迄今风尚以及晚清风尚仍乏综合、专题式研究。[1]本文试图对晚清社会风尚变迁做简单勾勒并就教于方家。 

1、甲午战争前社会风尚的大致趋势 

嘉道迄甲午战前，社会风尚呈现几种明显的发展趋势，其1，愈益从传统的“淳厚”走向“浇漓”，这也是历朝历代中晚期都曾经发生过的变化，只不过“浇漓”的程度有所不同。其2，在“浇漓”的过程中，人们的价值认同发生了从“扬”到“洋”的变化，这是在外国器物乃至观念的影响下发生的变化，它使晚清时代的风尚变迁走上了1条与传统不同的道路，即风尚的变化不再沿着传统的轨迹循环往复，而是朝着新趋向发展。第3种趋势伴随第2个趋势，或者说两者前后衔接，也就是在追求“洋气”的氛围里，人们逐渐接受了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为甲午战争后趋新的时代潮流奠定了思想基础。 

甲午战前风尚的变化速度缓慢，西方器物的影响相对大1些；变化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少数近代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对其它地区的辐射作用不太明显。这不仅与风尚变化的程度有关，也与风尚传播载体——各种传播工具欠发达、近代新式学堂尚未普及、受新思想影响的学生未能构成规模较大的群体等因素相关联。所以，这1时期无论地方志、宗族谱论，甚至文人的笔记、日记，都很少见到新风尚的记录。即使有1些变化，也以传统色彩为多。 

1.“淳厚”到“浇漓”，世风变化的1种趋势 

世风浇漓是晚清社会风尚变迁的重要趋势，它与历朝历代中晚期经常出现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现象有很多相似性。 

嘉道以后，文人笔记中世风颓败的记载多了起来。“风俗之坏，其起甚微，皆视乡先生为转移。乾嘉以前，阛闠之子，虽拥厚资，士大夫绝不与通庆弔”，“道光间，士人1登科第，择乡里之富厚者，广送硃卷，不问其出身奚若。喜单称谓，随意填写贵眷弟、贵眷侄字样，甚且结为婚姻，服饰起居，1派市井之气，令人不可响迩”。[2]嘉庆年间，官吏、士大夫与富商贵贾联姻的记录时有所见。[3]官商联姻、官商结交的现象不仅打破了官商之间势若悬隔的社会地位，反映了社会生活中1种新人际关系，而且也反映着商品经济发展，商人地位相对提高，社会等级发生的某些新变化。这种现象是明清以来社会阶层地位发生变动趋势的继续，是经济实力变化带来社会地位的调整。沈守之用“市井之气”来概括这种变化，是不准确的。 

甲午战前世风浇漓、人心不古有以下几种重要表现： 

其1，奢靡之风4下蔓延。道光间南河风气奢靡甚，“凡饮食衣服车马玩好之类，莫不斗奇竞巧，务极奢侈”。河厅“买燕窝皆以箱计，1箱则数千金”，“即席间之柳木牙签，1钱可购10余枝者，亦开报至数百千，海参鱼翅之费则更及万矣。其肴馔则客至自辰至夜半不罢不止，小碗可至百数10者。厨中煤炉数10具，1人专司1肴，目不旁及，其所司之肴进，则飘然出而狎游矣”。[4]仅此已见晚清河政何等腐败。 

奢靡之风不仅在居显位的达官贵人、富商大贾中流行，甚至影响到平民百姓，只要“稍见饶余，辄思华美，日复1日妄费愈增，人复1人摹仿务过”[5]。江苏扬州地区“承平时俗尚奢华，画舫歌声，红桥月色，真足令游客销魂”，奢华成为1种风气，也成为下层百姓谋生手段，“凡在中人以下之家，养女必先教以歌曲，女往往有巨商物色，可立致万金。不则入平康籍，亦能致富”。[6] 

要享乐必须有钱，各级官吏俸禄低开销大，所以，操守常不能自持，不择手段地弄钱成了风气，甚或贪污舞弊。 

世风浇漓的第2种表现是上下交争利。嘉道时，好利成为风气。管同说：“今之风俗，其弊不可枚举，而蔽以1言，则曰好谀而嗜利。”[7]在湖广任上的总督毕沅、巡抚福宁、布政使陈准人称“毕不管”、“福死要”、“陈倒包”。《张集馨年谱》“对官场鬼蜮情形，刻画入微，不亚于清末之《官场现形记》、《210年目睹之怪现状》”[8]。他总结说道咸时期的为官者，多半是1举手只想要钱。即使稍有廉耻，也往往自持操守气节，并不关心公事，“士大夫中性耽风雅者，往往假精庐古刹，流连觞咏，畅叙终朝”[9]；没有廉耻的则蝇营狗苟，无所不为。咸同以后，“士大夫罕以节气为重。见夫赫赫隆隆者，辄卑礼哀辞，求其援引，甚至结为师生，誓为父子。1旦致身通显，则又愧其从前，而思有以自异，于是貌为恭顺，阴肆挤排”。[10]人心不古，游手之辈自然多了起来，“京朝诸贵公子，多以轰饮徵歌为乐”[11]。他们提笼架鸟，斗蟋蟀，跑马走狗，无所事事。“俗喜夸诈，尚奢靡”，社会风气被1种重享乐、尚消遣的气氛所笼罩。这些风气1旦进入官场，便写就了晚清统治阶级的腐败。 

晚清世风浇漓还表现是贿赂公行、腐败之风盛行。政治腐败不始于嘉道，但到嘉道时期更为严重。当是时招权纳贿，攘窃营私现象10分严重。1些人“循默尸位”，1心只想保住自己头上“红顶子”。有名的3朝元老曹振镛的为官之道是“多磕头、少说话”，所以民间讥讽道：“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1味圆融，1味谦恭。”[12]仕途披靡，风骨消沉，社会政治如何振作？无怪有人反映，当时9卿会议，往往只是1、2个王公枢相主持，剩下的仅“占位画诺”而已。当这些习气成了为官者汲汲钻营的“政务”，又有谁来关心国计民生呢！ 

世风浇漓的第4个表现是赌风日炽。晚清社会不少人热衷赌博1途。道光年间，“俗尚叶子戏，名曰马吊碰和。又有骰子之戏，曰赶洋跳猴……上自公卿大夫，下至编氓徒隶以及绣房闺阁之人，莫不好赌”。[13]同治时，“扬州赌风最盛，近日有摇摊之戏。官与商每合为1，以资财角胜负”。[14]1867年，港英当局因为禁赌命令名存实亡，只好宣布开赌禁并照章纳税。同1年，新任苏松太道丁日昌下令在辖区内禁赌，禁令虽严，但是，1些不法的赌场老板干脆挂出外国招牌，以期掩护。另外，北京、广州、武汉、天津等大城市，赌风也是愈刮愈盛。流行的赌博形式5花8门，如麻雀牌、花会、纸牌、骰子、摇摊、马吊、牌9、围姓以及斗鸡、斗蟋蟀等，差不多各省都流行着1种或几种样式。自开设租界以后，外国冒险家将洋式赌博引进中国，使中国的赌业发展到新阶段，不但原有的各种赌博形式继续保留下来，还出现了赛马、跑狗、“回力球”、“摩洛哥蒙特卡洛大轮盘赌”等大型赌博形式。由于利益所在，赌博之风越发难以控制。1884年以后，清政府索性开禁，使赌博合法化，成为国家正式税收来源。从此，赌博成为晚清最严重的社会痼疾之1。 

“浇漓”成为世风变化的趋势，也成了反映政治统治能力的晴雨表。尽管乾隆以后的几位皇帝依然“宵衣旰食”，想使大清王朝的江山千秋万代，但在已经变化的时代，他们治理国家的办法总显得落伍，总显得力不从心。社会风气终于在无奈中走向浇漓。 

2．从“扬气”到“洋气”，价值取向变化的趋势 

从“扬”到“洋”是晚清社会风尚变迁的重要表徵，它反映着人们头脑中价值取向的变化，同时为风气趋新奠定了1定的社会心理基础。 

1825年，到广东经商的美国人亨利看到1些中国人将怀表，甚至2块怀表挂在绣花的丝质腰带上，还特意把表面朝外。[15]天津成为通商口岸后不出10年，租界里时髦打扮已经变成“短衫窄绔，头戴小草帽，口衔烟卷，时辰表链，特挂胸前……”[16]。光绪中叶，妇女“有以小表佩于衣衽间以为饰者，或金或银，而皆小如制钱，故呼曰金钱表”。[17]更晚1些时候，黄濬不无忧虑地说：“近顷西俗东渐，国人争弃绫罗缎锦，崇短衣革履，而江浙丝业扫地以尽”。[18]这些材料都说明，嘉道以降1些大中城市出现追求“洋气”的风尚。 

“洋气”原本是“扬气”，它指的是1种生活方式和做派。史料说：“作事轩昂，向曰‘扬气’，以江南盐商扬州为多，其作事尽事奢华也。”[19]后来盐商衰落了，“扬气”也被“洋气”取代。 

“道光年间，洋务未起，时桂子栏杆、桂子扣无地无之。凡物稍饰观，人少轩昂，皆曰洋气”[20]，“自泰西互市后，凡洋钱洋烟洋布等货，无不以洋为贵。甚有非洋而冒为洋者……世俗好异如此，有心世道者，能不感慨系之者哉！”[21]不仅沿海富庶地区和得风气之先的大中城市，即便是内地甚至某些乡村，日用洋货也有所流行。1829年，福建道监察御史章沅谈道：“夷商每岁必务为新奇可喜之物，借相炫惑，如多宝筒、自鸣雀、风枪、乐琴，不可枚举”，“1入内地，纨绔子弟争相购致”。[22]1882年，外商的1份报告说：“几乎没有1个中国人的家庭不用1些进口洋货……，至少要用煤油作室内照明之用。”1884年的另1份调查报告指出：“现在每户人家都使用火柴”[23]。至少在鸦片战争以后30-40年间，廉价的机器工业制品对沿海地区，甚至更广阔范围内耕织结合的农业经济造成不小的冲击，1部分农民的生活逐渐卷入了市场。 

洋货成为生活的必需品，不能不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对社会风气产生1定的影响。从“扬气”到“洋气”，究之，是价值观念的转变。 

当然，对广大劳动阶级来说，不仅嘉道年间的生活没有多大变化，就连19世纪中晚期也没有多大变化。特别是那些居无定所、食不果腹、身无分文的赤贫阶级，社会风尚的任何改变对他们都毫无意义。 

3．新观念的潜滋暗长——西方影响的趋势 

与以往不同，嘉道以后社会风气不是在传统范围内简单地循环往复。受西方的影响，它有了新的特质。 

当西方文化以“洋货”为外在形式源源东来的时候，民风悄悄地发生了变化。时人说：“每来1物，华人无不争买，竟有日用之物，习以故常，非此不可者。”[24] 

对大多数人来讲，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也就是“习以故常”。 

19世纪70年代以后，文人笔记中对西洋文化的欣羡之情多了起来。看到上海租界的新闻纸、市政管理各种规章，晚会、舞蹈、赛马等活动，人们不禁啧啧称叹：“盖西人于游戏之中，仍寓振作之义，青年子弟藉此以舒筋力。”[25]1位从事艺术的文人观看铁路后写道：“今见其制造之法，亦不甚难，惟易于图成难于创始耳。现在规模粗具，火车尚属寥寥，将来必为装运货物之用也。”[26]江苏的1位长于舆地的学者游上海，对新事新物产生浓厚兴趣，先后买了地球仪、西书，订购报纸，甚至还打算购入印刷机。[27] 

70年代的天津，“街道宽平，洋房齐整，路旁树木葱郁成林，行人蚁集蜂屯，货物如山堆垒，车驴轿马辄夜不休，电线联成蛛网，路灯列若繁星，制甚得法，清雅可观，亦俨如1小沪渎焉”。观者不仅明显地表现了欣羡之情，还议论说这里“立法皆善”，各种措施“裕国便民”，[28]其心态1目了然。类似的说法不仅在通商口岸接近西学的士夫文人中比较普遍，连1些担任官职、并不在洋务之列的人也开始关注西学西艺。 

有些认识更超越了物质层面。 

1位当县令的官员在闲谈中说，外国的礼节殊为简洁，当年孙家毂游历各国，“见国王只须罄折致敬，无所谓拜跪也。独布国以新战胜敌，于礼节大为增加，其贵臣谓观察曰：‘我国仪文繁重，见皇帝须3虾腰。然亦不过3罄折，而已谓为繁缛矣。’”他还讲自己和外国人打交道时“皆各尽其礼”，并总结说：“大抵各国领事等官久在内地，与中国官交际谈讌，颇有中外1家气象。第1涉及利字，则必攘臂而争，无交情之可论。”[29]话语尽管流露出以中国式的人情来理解外交关系的意味，但对西方各国简明的人际交往，却有欣赏在。 

由此观之，在西方器物文化、思想观念的影响下，人们的心理发生些微的变化，从不可思议、不以为然，到欣赏、赞许。虽然议论多是私下的，涉及的内容和范围也很有限，但毕竟是思想变化、观念变化的滥觞，也是风气转移的开始。 

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在普通百姓身上没有如此复杂的心理变化过程。他们的反映往往直截了当，采取1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既然洋货物美价廉，就用洋货弃土货；学洋文有用，能找到生财之路，那么，“就英文馆学习”的人自然多起来。甚至有1些“游手好闲之辈，略习西国语言，结伴伺浦上，遇有兵船水手及西商之初至沪地者，即导之游览，并代购食用等物，欺其价值未谙，大可从中渔利……沪人鄙而贱之，呼为露天通事”。[30]虽然以外语谋生靠的是直觉，却反映了时代的1种新变化。 

西方文化对晚清社会风尚产生的影响既是1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又是1个渐趋明朗的过程，同时还是1个不断深入的过程。这1特点与西方文化进入中国所走的大致行程差不多[31]，也符合人们认识的1般规律。当西方文化的内涵从奇技淫巧变成西方的政治制度、教育文化、思想观念的时候，社会风尚就有了崭新的特质。 

2、甲午战争以后社会风尚从“洋”到“新”的变化 

严格地说，很难把社会风尚的变化截然分成两段，因为它前后连贯、彼此衔接，是1个完整的过程。但是，由于甲午战争的影响，特别是中国战败的结局给社会各阶层带来的巨大震动，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不小的转变，致使战前的“世风浇漓”大为膨胀，后两种趋势也渐趋合1，形成1股“趋新”时代潮，晚清社会风貌在某些方面1变而从新。 

1．生活方式的趋洋 

衣食住行是社会风尚的物质载体，甲午以后它在更大的范围里从洋从新，这或多或少反映了风气的基本走势。 

湖北武汉地区“自中外互市以来，习俗益靡，阛闠多仿西式，服饰宴会，务为豪侈，歌馆、舞台、茶寥、酒肆之间冶游者，车水马龙，尽夜无有止息”[32]。《沪谚》里说，上海不少人打扮和做派10分洋化，“大少爷躄脚，多推东洋车。滑头多假金时计，假金丝眼镜。富商多戤洋商牌子。新北门城口，多露天通事。交涉事件，多仗外国人势”[33]。总起来看，这些现象属于外在的、器物的东西多1些，包括崇洋风气带来的心理变化。 

晚清文艺作品为我们描述了当时求新求异的时代风气。 

小说中有1种醉心“西化”的人，反映了这1时期西方物质生活对中国人的影响。《“慕西”小说》这样写道：“慕西者，新少年也。妻曰醉欧女士。两人皆喜作外国装，竞尚华贵”，文中列举的手杖、大衣、衫裤、皮靴、眼镜、钻戒、领结等，多是当时流行的高档西式用品。[34]尽管小说有不少夸张的成分，现实生活中能够如此消费的人少而又少，但它毕竟是风气的折射。至少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大城市，1部分人的衣饰相当西化了。 

7810年代以后，在口岸地区的西餐馆，出现了从“华人间亦往食”到“异味争尝”的变化。[35]20世纪初年，北方的1些大中城市，1部分中产阶级的应酬活动也从中餐馆挪到西餐馆，除了新奇之外，还因为西餐馆环境典雅、屋舍洁净。风气所染，“满清贵族，群学时髦，相率奔走于6国饭店”[36]。 

交通的变化尤为明显，近代运输工具、道路以及道路管理机制几乎都是从无到有，完全从西方引进的。在“盈天缩地”的巨大变迁中，人们的视野开阔了，对身边的世界也有了全新的认识。近代竹枝词歌咏道路、路灯、人力车、汽车、火车等新生事物非常之多，正是这种认识的表达。总之，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人们目之所及、耳之所闻，都是西方传入的“新”生活方式，这些感官上的刺激，不能不深入人们的思想，影响人们的行为。它促使1部分人在生活方式上明显地崇洋趋新。 

2．行为方式的风尚 

这里所说的行为方式，主要是指人们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