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丝》：现代散文文体自觉的(5)
2014-07-01 01:15
导读：任意而谈，无所顾 忌这八个字是对语丝体特色所作的非常贴切的概括。鲁迅的这一概括其要意和周 作人、孙伏园、林语堂所指认的是一致的。由此可见，
“任意而谈，无所顾 忌”这八个字是对“语丝体”特色所作的非常贴切的概括。鲁迅的这一概括其要意和周 作人、孙伏园、林语堂所指认的是一致的。由此可见，在这些《语丝》派同人的意域中 ，没有比精神自主对于散文作家更为重要的了，他们对散文的基本精神有一种认同 。我们之所以指认《语丝》为现代散文走向自觉的标志，是因为在我们看来《语丝》作 家普遍地具有一种明晰的现代散文观念。
三
《语丝》作为作家的一个自由论坛，散文作为作家精神之流的一种载体，两者是颇为 相得的。这种相得，使现代散文在《语丝》时期获得了全面的。这种全面发展表现 在散文文体的类型方面，《语丝》建构了现代散文的基本格局，杂感型态与美文型态成 为散文格局中的两种主要的存在形式。《语丝》的《发刊辞》明确地表示：“周刊上的 文学大抵以简短的感想和批评为主，但也兼采文艺创作及关于文学
美术和一般思想的介 绍与。”由于《语丝》作家的积极实践，杂感与美文同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语丝》无疑是一份注重进行批评和文化批评的周刊，所以，杂感一体的写作自 然更为作家所重，《语丝》作家发表了大量的杂感，鲁迅计有70多篇，周作人有100多 篇，林语堂、钱玄同、刘半农、章衣萍、川岛等也是《语丝》重要的杂感作家。鲁迅所 说的“任意而谈，无所顾忌”，指的主要就是杂感写作。《语丝》上的杂感，在精神上 继承了《新青年》的“随感录”，《语丝》对新事的催促，对旧物的排击，对“一切专 断与卑劣”的反抗等，无不承接了《新青年》的基本品格。这种承接对于《语丝》杂感 作者而言是十分的事情。因为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本来就是《新青年 》“随感录”的主要的或重要的作者。《语丝》对杂感的重视，体现在栏目的设置上， 可见它像《新青年》一样也设有“随感录”一栏且设置的时间很长，始设于创刊时的第 2期，终刊前两期，即第5卷第50期还发表随感录2篇。在“随感录”栏中发表的文章总 计230篇以上。此外，《语丝》还推出“我们的闲话”、“大家的闲话”专栏，分别刊 载本社同人和社外作者的杂感，另有“闲话集成”、“闲话拾遗”等。对于杂感的着力 倡导，使这一体式的写作颇成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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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对文体的择取，并不只是对某种形式的选择，它实际上关涉着作家对写作价值取 向的认定，对一定的意识形态的主观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选择杂感(杂文)这一 文体，也就意味着他看重的是写作的“觉世”功能，意味着他对现实意识形态，特别是 主流形态持一种批评的态度。现代杂文文体的重要源头应是晚清风行一时的“报章体” 政论，其时梁启超亲炙这一文体，写作了大量的“别有一种魔力”的论评性文字，“开 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梁启超通过这种写作，宣泄着一个改良主义思想家的一 腔激情。《新青年》时期陈独秀、鲁迅等大量写作“随感录”，以此表示着知识分 子对现实社会的关注，表示着对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进行解构的努力。由杂感的文体 流变史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文体已被附加了某种意识形态的质性。
《语丝》作家充满热情地写作杂感，这说明他们注意从写作与的沟通关联中实现 自身的价值。杂感之“感”从作者观察社会、人生，思考现实、中得来，写作杂感 需要作者怀具一种社会责任感。杂感又不应是一种包蕴甜味的文体，文体的意义在作者 论议批评对象的过程中生成。它是一种应有风骨的文体。《语丝》的杂感作者与梁启超 、陈独秀、李大钊等有所不同，他们只是作家，是一群文化人，而不是家，或具有 政治激情的人。他们更多的是站在作家或者说人文知识分子的立场进行社会批评、文明 批评，这种批评是个体的，而不是阶级的、集团的，是自由知识分子对社会作出的一种 自由言说。同时，因为是在写作杂感，所以他们不能像派作家可以远离政治，营造 个人艺术天地；作为社会派、人生派作家对社会政治进行观察、思考。政治往往是社会 现实存在中的结点，杂感作家往往有一种试图打开这种结点的驱动力。
《语丝》杂感就取材题旨而言，约有社会批评、文化批评两类。前者主要针对现实中 的政治性事件进行论议，后者侧重于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情由作出批评。
作社会批评的杂感，体现了作者鲜明的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态度。钱玄同的《 恭贺爱新觉罗•溥仪君迁升之喜并祝进步》，周作人的《致溥仪君书》等篇是就末代皇 帝出宫所发的议论，内中洋溢着因反封建取得胜利而感觉到的喜悦之情。在他们看来， 溥仪出宫不只是他本人“回到自由的天地里去”，而更是封建政制终结的一个标志，他 们与其说是恭喜“爱新觉罗•溥仪君从此超出帝籍，恢复他固有的人格和人权了”，毋 宁说是在庆祝反封建大业的成功。《关于反抗帝国主义》、《日本人的好意》等感触的 也是政治话题。钱玄同有感于“五卅惨剧”的发生，为如何保国图存而激扬文字：
不爱中华民国，国必亡!甘愿托庇于“洋大人”之胯下，国必亡!守住已死的“鸟国粹 ”，国必亡!拒绝的文化，国必亡!要不亡国，除非由有脑筋的人们尽力去做“唤醒 国人”的工作，使国人把这种亡国的心理反过来。(注：钱玄同：《关于反抗帝国主义 》，《语丝》第31期。)
周作人对日人《顺天时报》对李大钊烈士的恶意中伤加以驳诰。《顺天时报》的短评 诬称李大钊不肯“自甘淡泊”而“作非分之想”，结果“担了许多的罪名，有何值得” 。李大钊与周作人曾是《新青年》的同人，周作人对李大钊被害自有一种痛悼之情，而 见烈士遭致污蔑，便有一股怒不可遏之气了：“《顺天时报》上也登载过李大钊身后萧 条等新闻，但那篇短评上又有‘如肯自甘淡泊，不作非分之想’等语。我要请问日本人 ：你何以知道他是不肯自甘淡泊，是作非分之想?如自己报上的记载是事实，那么身后 萧条是淡泊的证据，还是不甘淡泊的证据呢?日本人的汉字新闻造谣鼓煽是其长技，但 像这样明显的胡说霸道，可以说是少见的了”，“日本人不妨用本国的文字去发表谬论 或非谬论，但决用不着他们用了汉文写出来教训我们”(注：周作人：《日本人的好意 》，《语丝》第131期。)。《日本人的好意》以严辞厉句直逼对象，体现出周作人作为 斗士一面的精神。论议的“无所顾忌”正是“语丝体”特色的写照。周作人后来成为汉 奸为人不齿，但周作人也曾抨击过日人的悖谬。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语丝》作家对于专制的抗争，最为可圈可点的篇章，是他们对于“三•一八”惨案 制造者段祺瑞执政府暴行的批判。这是《语丝》作家的一次集体出场，张定璜的《檄告 国民军》、林语堂的《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无花的蔷 薇之二》、周作人的《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新的女子》、朱自清的《执政 府大屠杀记》，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陆晶清的《从刘和珍说到女子学院》等大量 的文章，彰显牺牲者的品行，揭露专制者的残暴，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在这些文章中， 作者与被害的烈士一样表现得无所畏惧，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专制独裁者。张定璜直 截了当地点出戕害年轻生命的凶手：“在首都里，在光天化日之下……洁白的青年饮弹 而死了，死在堂堂的中华民国国务院前面，死在中华民国政府的卫兵手里!”林语堂指 骂统治者是“亡国官僚瘟国大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