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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及其意

2014-06-29 01:03 钱穆（1895－1990）是著名史学家和思想家。钱穆民族文化生命史观的形成和是与二十世纪中国大变革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它主张以中国儒家文化为根源和本位来复兴中国文化，反对近代以来、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在中国文化复兴上的各种西化模式和取向。其思想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精神，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拟对其民族文化生命史观的内涵、基本及其意义作一。 　　一 、是一民族文化生命体 　　什么是历史？钱穆的主要回答是：
　　"历史便是生命，生命便是历史。"1
　　"历史便即是人生，历史是我们全部的人生，就是全部人生的经验。"2
　　"历史是一种经验，是一个生命。更透彻一点讲，历史就是我们的生命。"3
　　历史是一人生和生命。历史人生和生命的本质特征之一在于它必须是一种群体的、人类的人生（命），即"我们（全部）的人生和生命"，亦即一个民族、或国家乃至人类的生命。因此钱穆又说：
　　"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4
　　"历史只是一件大事，即是我们人类的生命过程。"5
　　然而，历史生命和历史人生的本质意义更在于它是超越的，兼有物质和精神的内容与价值，融情感和道德为一体。他说，人类生命与生物生命行为的根本不同是除了求生存，还有情感需求和道德精神追求，人的生命"一定要超出此生命所凭借之工具－－身体，而到达另一心灵的世界……。衣与食，则仅是维持此工具的一种手段，只是一种生活手段，却不能说衣食是生命。……所以为自己身体谋求衣食，这决无所谓道德精神。"6 他又说，人生只是一向往，向往必有对象，人生正因向往和闯进对象不同才变得真实有意义，"生命之实在，在于其向前闯进之对象中。向闯进，艺术便是生命之真实。向闯进，科学便是生命之真实。若只有闯进，便是扑空，没有对象，便没有生命之真实性。……闯进愈深，才始有求美求真与求善的种种对象。"7 人生因向往对象不同分为物质人生与精神人生，精神人生又分为艺术的、科学的、文学的、宗教的和道德的。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人生这种超越自然求生和物欲之上行为目的，有着对真善美的追求，具有爱敬等情感，这便是文化。他说："有目的有意义的人生，我们将称之为人文的人生，或文化的人生，以示别于自然的人生，即只以求生为唯一目的之人生。"8又说："物质虽时时变坏，而生命却能跳出此变坏之物质继续存在。所以生命是在一连串的物质与物质间跳过去而长存。……这便是所谓文化。"9所以说，有文化的人类生命才是真正的生命，才能形成历史。换言之，历史即是一文化生命。
　　钱穆还继承中国传统生命思想，结合近现代传入中国的某些西方文化生命哲学思想，从文化生命学的角度阐明了历史的文化生命性。他说：
　　"文化是一个生命，这生命是一大生命，不如我们每一人的小生命。同时是一长生命，不如我们每一人的短生命。"10
　　"文化即是人生，此所谓人生，非指各个人之分别人生，乃指大群体之全人生，即由大群所集合而成的人生，此当包括人生之各部门、各方面。无论是物质的、精神的均在内，此始为大群人生的总全体。"11
　　钱穆对文化的上述解释和对历史的解释大体是一致的。因此，他说历史即文化，文化即历史；有历史才有文化，有文化就有历史，"可以说文化是全部历史之整体，我们须在历史之整全体内来寻求历史之大进程，这才是文化的真正意义。"12 历史与文化"实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13 但是，历史和文化又有差别。他说，文化是历史的体，历史是文化体外化出的相，即体之种种表现，"也可说文化是体，历史是此体所表现的相。或说是现象，在现象背后则必有一体。看着种种相，自能接触到这个体。可是我们也该明白须有了这个体，才能发生种种相。"14 因此，说历史即文化、文化即历史，是从体相和本末合一的角度说的。若从体相和本未相分的角度说，文化是本与体，历史则是末与相。当然，作为本体的文化是指精神层面的文化，他说："文化本身是精神的，仅存在着一堆物质，到底不成为文化。"15 所以从文化生命是历史本体的角度说，历史即是一文化生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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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历史这一文化生命还要落实到民族性上才是真实存在和有意义的，民族在历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具有决定意义。
　　钱穆说："民族、文化、历史，这三个名词，却是同一个实质。……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有文化的民族会没有历史的，怕也没有一个有历史的民族会没有文化的。同时，也没有一段有文化的历史而不是由一民族所产生的。"16 民族、文化和历史三者间是互为作用和缺一不可的。一方面，"历史文化传统，即民族大生命之所在"。17 一个地域的大群人要在长期的生活演化中形成为一个民族，必须靠文化来指导和凝聚；没有文化就不会有民族，文化兴衰决定了民族兴衰。他说："民族之抟成，国家之创建，胥皆'文化'演进中之一阶程也。故民族与国家者，皆人类文化之产物也。"18 另一方面，民族又是历史文化创造的主体，没有这一主体的实践活动，历史文化无法被创造出来。他说："文化必有一体，此主体即民族。"19再者，历史文化是由共相和别相、共性和个性、普遍性和特殊性构成。而历史文化的别相、个性或特殊性即是历史文化的民族性，或者说民族性是历史文化的别相、个性或特殊性形成的原因。质言之，没有特殊性便没有历史文化，民族性是历史文化存在的决定性因素。他说："世上各民族文化传统尽自有其相同处，然而仍必有其相异处，因此乃有各种文化体系可说。当知每一文化文化体系，则必有其特殊点所在，有其特殊点，乃能自成为一文化体系而存在。"20又说："没有特殊性就不成为历史。如果世界上一切国家民族，都没有其相互间的个别特殊性，只是混同一色，那就只需要亦只可能有一部人类史便概括尽了。更不须也不能再有中国史美国史之分。"21 那种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只有发展阶段的差异的观点是一种"文化抹杀论"。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总之，钱穆认为撇开民族性来讲历史文化是抽象和没有意义的，只有民族的历史文化才是实际存在和有意义的。所以说，他的历史观是一种民族文化生命史观。 　　二、"心性"是文化生命的本体和天下归"仁" 　　历史作为一个民族生命，又必有它的本体。钱穆继承中国儒家、特别是宋明的宇宙生命论和心性本体说，提出了道德化的"心性"是文化生命的本体。他既指出了历史文化本源的自然性和发展的客观实在性，又强调历史文化本质上的人文道德超越性，认为历史文化是自然与人文的合一，即客观实在与主体精神的合一，力图打破近代以来思想界在历史本体论上唯物和唯心的"两分说"。
　　钱穆说，心源于天，是自然和个已的；但人心又是一种超越自然心的精神文化心，是历史文化生命之本。从人文演进趋势看，"人类终极人生，应向大生命归宿。此即是人道中之大仁大义，而其本则皆在于人之一心。"22心是一生命，是生长的，人类所创造的物质世界和文化就是心生命的生长。他说："心生命乃是物生命以外之另一种生命。……人类的心生命，乃寄存于外面之物质世界而获得其生命之进展者。均在此宇宙界，凡属人类所创造之新的物质世界中，则莫不有人类心的生命之存在。"23人心同然，当古人与今人之心互通为一，古人和今人的生命融合为一，由此便形成为一个大生命，"这个大生命我们名之曰文化的生命，历史的生命。"24 他认为，中国文化最得历史文化的这一精髓，"中国文化以人文为本位，而在人文界中一切以人心为出发之基点，故说中国文化为唯心文化。"25
　　性也源于自然，是万物人生共通的，但人性又超越了求生好生的自然本性；由人性展演和发展出历史人生，而历史人生又不违自然，"性即是一个天人合一。排除了人，于何见性，亦于何见天。欲知生命真谛，先须知此小我之小生命。此一小我之小生命，乃自外面大自然大生命中来。但仍必回到外面大自然大生命中求持续、求发展、求完成。"26人性最主要的精神便是具有道德性，即"善"。他说："人生一切美德，则总称曰善。有善心斯为善人，始为有价值人。善心亦称良心，……此种善良之德，出自天赋，乃属与生俱来，中国人则称为曰性。"27中国文化最能明了这一点，中国人以"善"设教和制行，以做一善人为人生最高目标。他说： "中国人讲人性的正宗是孟子性善论，是世界唯一独有的中国文化结晶，是世界唯一独有的为中国人所发明的人文真理。"28
　　心与性虽然都源于天，但又有区别，各有功用。性是更自然化的，属于天，由性展演出心，心则倾重于人文，属于人，"心固由性展演而来，但性只属天，而心则属于人。由性展演，乃是自然天道。由心展演，乃有文化人道。即论科学艺术亦如此。29另一方面心与性又是相近相通的，"性相近，心亦相近。人同此性，故亦同此心。"30心性不仅相近相通，还是合一的。心性合一即是天人合一，"亦即是心与物，人文与自然之合一。"31正是心和性的融通合一，才使宇宙自然和历史人生融通和合为大生命。他说："孟子曰：'尽心知性，尽性知天。'天由性见，性由心见，此心有明德，明明德于天下，此即由小生命扩大而为大生命。"32 中国文化的特质就在主张"心性合一"论，即"天人合一"论。可见，心和性虽有别，却不是两个分别存在实体，而是不可分的一体。一体的心性才是贯通宇宙自然和文化生命的主宰和真实本体，才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钱穆所说的心性，不仅是一个实体范畴，即，心性是历史文化生命的本体，还是一个属性范畴，即心性具有"用"的功能。历史文化是由心性展演、领导和推动的。他说，按中国人旧观念，"凡体必有用，用即是能。"33 就是说，体用不分，体用合一。心性在历史文化的演进中的作用主要是：
　　首先，历史文化由心性发源和展演。他说："一切人文演进，皆由这个心发源。"34 "人文界一切，皆从人性展演而来。"35 在人文界，一切由心决定物，不能由物决定心，"文化史是一部人心演进史。抹煞人心，将无历史，无文化。"36其次，心性是历史文化演进的领导精神。他说："历史文化之演进，其背后常有一抉择取舍之指针，此指针即人心。人心之长期指向，即是文化精神。"37 中国历史文化的领导精神就是走向善的心性，在它的领导下，中国历史文化也就会走向善。第三，心性是历史文化演进的推动力。钱穆说，讲宗教、、军事和是社会的推动力，是把社会推动力看成外在的了，"中国传统文化则认为推动一切的力量在于我，在于我的心，各人是一我，各人可以推动他四围而成为一中心。"38 历史文化的兴衰进退全在人心，"万世太平之基，须在此一二人方寸之地之心上建筑起。"39 只要发扬道德精神，即至善之性，便可创立太平之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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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用合一的心性论强调历史发展中本体与动力的同一性。不过它把历史文化的演变发展完全归结为心性的活动过程，没有具体分析在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心性怎样演化、推动和创造历史，是把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简单化了。
　　在钱穆看来，说心性是民族文化生命的本体固然不错，但仍未说到尽头。因为，心性的本质意义，即人文意义，在于伦理道德性的"仁"。
　　钱穆说，仁普存于宇宙天地之间，是宇宙天地之本体，赞育化成了天地万物，仁道即是天地之道。然而，仁更具有人文意义和人文精神。首先，仁是人心本体，是人类生命的本质，仁道即人道。他说："人心不能封闭在躯体内孤立为心。人心必要跨越向外，与他心和通会合。故心之本体即是仁。"40 就是说，在社会历史中人心必然要相互交往才能存在和显现其价值。个人的封闭的心是不能存在和没价值的，所以，"仁是人道不动真理，因仁是人类原始本心，此心上通于天，可谓是自然与人文之接笋处，亦可谓是人类生命之特性与本质。发于仁心，斯为仁道，不仁即不可谓之道。"41 其次，仁演化出人文历史，无仁则无人类历史。从个人说，仁是人之为人的要义和根本，"身之要义在其生，即在其人身各己之德。其德之发，最大为仁。"42 从整个历史文化生命来看，也是由仁发展出来的，"人文生命，发展完成于心之仁。此心之仁，则广及古今中外之全人类而不可死。若仁心死灭，则人道亦绝，回同于禽兽。亦将不获如禽兽。"43 第三，仁虽是心，但与一般的心不同，它具有人文的情境和道德伦理性，仁爱为人生的最高真理，"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生之最高真理曰仁曰爱。了解得仁与爱，始是了解得人之历史心与文化心，始是了解得人性。"44 大学排名
　　仁是中国儒家提出的一个人文道德范畴，乃中国儒家思想之本，儒道即是仁道，但仁又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钱穆说，人类的学问分对人之学（人文学）和对物之学（自然科学）两种。"对人之学，最主要中心乃学为人之道，即人与人相处之道。"45 仁既展演了人文生命，又涵括了历史的一切人事，所以中国人说"天下归仁"，"仁是超人我之一体。……一切人，一切事，尽在此一体中。故曰天下归仁，乃是归入一体。"46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和最有生命力的国家，究其原因在于中国历史文化自始便走对了路向，即建立了以"仁"为本的文化，即道德文化。中国文化是"个人中心的文化，是道德中心的文化"。47而西方人重物变，由物变来人文。近代西方文化也只是一种因科学和知识发达而在物质上和力量上取得成就的文化，这是一种外倾文化。西方文化确有它一时的力量和物质文明上的辉煌表现，但无法解决人内心的道德精神问题，无法满足人内心的情感要求，不具有历史文化的本质特征――人文道德精神。所以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不但是中国历史文化复兴的本源，也将为解决因西方文化所带来的问题与危机，为世界人类文化谋求新路做出贡献， "此乃中国人当前一大责任大使命所在。"48
 
三、 人是历史的中心和圣贤创造历史 　　历史是道德化的心性本体展演外化的产物。那么，道德化的心性本体是如何演化出历史的呢？在钱穆看来，历史主要是人的心性道德实践的产物。
　　钱穆充分肯定人在历史中的积极和主体地位和作用，认为历史创造必须通过人的活动来实现。他说："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历史的表现者，同时亦是历史的主宰者。因于人不同，而所创造、所表现、所主宰的历史也不同。"49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那么，历史是由什么样的人创造的呢？是少数帝王将相和英雄豪杰创造了历史？还是多数平民百姓创造了历史？还是由历史中所有的人共同创造了历史？
　　钱穆说，历史只是一大人事，因此每个人及其活动都与此一大事有关，"亦可说每一人尽是历史中的主人，每一活动都是历史中的成分。""就人事来说，个人乃是一切人事之枢纽。……每一个人，在人群中，在天地间，实各自成为一中心。"50 历史是由人的共业造成的，"历史由人主动，乃由人的共业所形成。纵使在此许多人物中间，也有少数杰出的英雄，又有多数无名无传的群众，但在这两端之中层，却还有不少人物，各有作用，各有影响。其作用影响，或大或小，或正或负，相反相成，而始得成此一共业。……这一看法，更近于历史演进之真相"。51 这种看法颇近于民众史观。
　　但是，他更强调少数杰出人物在历史创造和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他说，领导、创造和维持历史的是少数杰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便是"在人事中有杰出的人，起领导作用，主持历史命运的"。52 有人才有历史，但不一定有人必会有历史，定要有少数人来创造、维持并使其承续不绝，"因此历史虽说是属于人，但重要的只在比较少数人身上；历史是关于全人群的，但在此人群中能参加创造历史与持续历史者则总只是少数。……人群所更需要者，乃在此人群中能不断有历史人物出现，才能持续旧传统，开创新历史。"53 这又是典型的英雄史观。
　　钱穆对历史创造者的看法确实存在矛盾。不过，从根本上说他是主张英雄史观的。他说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历史和时代的中心与主宰，往往是从儒家"人人皆可为尧舜"的来说的。所谓"人人皆可为尧舜"并不是说人人都是尧舜，只是说每个人经过自身努力才能成为杰出人物，才能真正成为历史中心，具有扭转时代的力量。而最终能成为尧舜者在历史上是极少的。他说："中国传统文化理想，既以个人为核心，又以圣人为核心之核心。孟子说圣人名世，这是说这一时代出了一个圣人，这圣人就代表了这时代。……中国之有尧舜，也如埃及之有金字塔，各可为其文化之象征与代表。"54 最终成为历史主宰和领导者的只能是尧舜一类的少数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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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钱穆眼中的真正英雄并非帝王将相一类的政治领袖和军事统帅，而是圣贤。严格说，他是主张一种道德性的圣贤史观。钱穆对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作了五种划分，而品评的标准，首先和最根本的是心性道德，其次才是事功表现。
　　第一种分法，将历史人物分为三类，即：治世盛世的人物与乱世衰世的人物、成功得志与不成功得志的人物、有表现的人物与无表现的人物。钱穆对这三类历史人物评判的最主要标准都是道德而非事功。他十分看重那些衰世乱世、不成功、不得志和无表现的历史人物，说他们在事功上虽无突出和伟大表现，但在道德精神与人格魅力上却产生了历史性影响，而这正是他们超过那些治世盛世、成功得志和有事功表现的历史人物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