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乡村社区权力结构(3)
2017-09-11 04:12
导读：，也具有乡村政治文化重建的意义。合作化运动贯彻实行同一经营、低级社阶段收获物 按土地进股和劳动比例进行分配、高级社阶段按劳分配的原则，同
，也具有乡村政治文化重建的意义。合作化运动贯彻实行同一经营、低级社阶段收获物
按土地进股和劳动比例进行分配、高级社阶段按劳分配的原则，同时推行统购统销体制
，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家庭的生产功能，弱化了家族的权威。一种新型的超族权的权
威开始形成。乡村社会中长期的“自治”状态被打断，中心政权的行政机构开始向县以
下延伸。乡村社区的传统权威受到挑战的同时，也扩大了对外政治往来，权力结构的封
闭性在行政手段的干预下开始瓦解。
对乡村社区权力结构最有力的冲击来自于人民公社的普遍建立。1958年8月中共中
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题目的决议》。在决议公布后一个多月时间里，全
国47万多个农业合作社迅速合并成为26,500多个人民公社，参加人民公社的农民共12,6
90多万户，占农民总数的99.1％。1962年5 月公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
草案），即六十条，又正式确定生产大队为政社合一的农村基层组织。人民公社建立的
实体组织结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实践的组织原则是“政社合一”。作为一级
政府机构存在的人民公社超越了乡村社区的范围。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成为乡村
社区的主要组织，事实上同乡村社区在地理上是吻合的。政府权威在乡村社区的强化，
打破了社区的人际边沿界限，用强制手段加强了社区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超
血缘关系的劳动组织和同一指挥的生产经营活动弱化了家庭的生产职能。社会体制（政
府权威）对乡村社区的有力渗透，改造了原有的家族权威。人民公社化对乡村社区权力
结构的冲击在于：“增加国家（和***）的直接影响，扫除基于财产和地方积累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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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力之上的权威，把对血亲的忠诚转向对新发展起来的法人团体即集体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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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区家族型权力机制的产生及其维持是同我国乡村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的。社区组织的构建必须同生产力和生产工具的公道配置相一致。事实上，在以队为基
础的人民公社体制下生活的乡村人民，生产和消费都是在这一组织内进行。商品经济被
取消，货币流通不畅，口粮制度和户籍制度的推行进一步明确了社区的地理边界。人们
的居住方式没有变，社区人口活动几乎成为不可能。使得“一定的群体仍在一定的范围
内生活和延续后代，血亲关系依然在静静地联结，只不过没有正式表现出来”。〔13〕
公社化固然改变了乡村社区的组织形式，但没有有效地从物质上改变它的特性。社区行
政组织——生产大队，作为同国家权力相衔接的正式组织，成为乡村社区不可替换的权
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又一次强化了家庭的生产功能。当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不
再往直接组织农民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时，人民公社就失往了其存在的价值。家庭功能在
各个方面的加强、政府权威（社会体制）逐步退出生产领域、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乡村
社区生活的深层和表层结构均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进进80年代以后，在党的改革开放总方针的指引下，农村社会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
的变化。农业生产中实行的农户经营，伴随着机械化、水利化、化肥化、电气化和良种
化等，大大进步了农业生产率，传统小农生产中注进的现代农业技术，十分深刻地改变
了农村的经济关系。乡村企业的发展使乡村社区人际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人口活动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逐年频繁。据不完全统计，四川、安徽、湖南、湖北、河南、江西六省，1982年外出打
工的农村劳动力尚不足100万人，1993年增加到2,400万。〔14〕对外交往的日趋扩大使
家族权威屈服于经济利益。现代化生产方式和生活手段从外部冲击着乡村社区生活，经
济的增长和现代政治意识从内部分化着传统乡村社区的权力构成。农业生产的家庭化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