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与中国传统村落社会(2)
2017-09-15 06:48
导读：—256、 日本岩波书店、1995年。）。因此，沙井村的事例说明即使在以公的形式所存 在的村公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家族势力所支配的。 西德尼·甘布尔
—256、 日本岩波书店、1995年。）。因此，沙井村的事例说明即使在以公的形式所存
在的村公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家族势力所支配的。
西德尼·甘布尔发现在华北村庄的48名会首中，有37名已是第二代出任，33名是第
三代。在另一项调查中，12个村庄的141名会首中， 大部分任职10年以上（注：黄宗智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p247— 250中华书局、1986年。）。可见，沙井村与华
北其他地方一样，会首形成了一种非正式的村政府，他们的权限可以从督管村内事务（
诸如领导庙会、清明会、调解纠纷等）到处理村庄的涉外事务。
又据黄宗智的研究，长江三角洲，国家政权促成的村级政治组织还没有华北那样发
达，小村落和村庄的领导完全以家族为基础（注：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
村发展》p158—167中华书局、1992 年。）。乡村基层中存在着近乎“自然”的村落，
主要由宗族团体联络，几乎没有超族的政权组织。
在东北地区，***时代，各村落中的自治组织为“屯会”，这里的“屯会”与华北
农村的“村公会”相似，屯会的机构也是由“会首”组成。“屯会”不是国家行政组织
下属的单位，是农民的组织，这里的“屯会”以村落规模不同，构成人数也不一，大体
为4—5人。会首们以集体的形式来治理村落的公共事业。会首也是由“德高看重”，拥
有资产的人出任。在这里，作为地域共同体组织的“屯会”和宗族内部的组织是一致的
（注：聂莉莉《刘堡—中国东北地方的宗族及其变迁》p122— 127、日本东京大学出版
会、1992年。）。在日本侵略东北时，为了强化基层行政组织，把村落内的“屯会”作
为政府的代理人，村落的固有组织被破坏，促使血缘团体内部的***与分散，如“屯长
”是官的代理人，仅为地域共同体的领导，和血缘团体已无关系。
这些会首，有的是按姓来选，有的是按“片”（居住地域）来选举的。
此种村落自治组织的“会”的形式在中国南方却很少看到。在此笔者以为从民间政
治的视角来看，在传统中国农村社会存在着两种村落系统或类型，即以“会”为中心的
北方村落社会和以“宗族”为中心的南方村落社会，即“会”型村落和“宗族”型村落
。不用说宗族型村落布满了家族主义的色彩，但会型村落虽能看到家族主义的影响，但
其影响力已较为分散；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宗族村落的家族主义以团体的形式来控制
影响村落，而会型村落，是以具体的家的个体来产生影响，因此华北的村落社会能相对
地体现出自治的特点。
二 经济型的“会”
在传统中国农村社会，以经济利益，互惠互利，相互扶助的方式建立的社会结合的
方式的“会”不论在北方和南方都较盛行。
作为农民而言，大部分是贫农，日常生活贫困，如无借贷，也很难生存。因此具有
协同的相互扶助的金融组织也就随之而生。在华北农村社会，有所谓的合会和钱会。这
种钱会在农村中非常普遍，参加“会”的人，多为亲族朋友，由会首负责，现看一“会
”的契约：（注：刘景汉《定县社会调查》北平大学出版社、p743—744、1933年。）
立会规人***，今托亲朋请拔会一道，会友共x名。每年按x月x次，开拔底印大洋x
元，上拔下使，一使二保，无保不许使会。大印不到，保人垫出。小印不到，不许开拔
，小印须交会人手。逐日出席洋x元x角x分。写号时有错不办，抽大洋x元x角x分。本会
主如有外欠，不许拔兑
恐口无凭，立会规为证。
会首***使底印x元x角x分正
保人***押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这一组织经常是由于某人需要经济上的援助而发起组成的，参加的会员被以为是对
组织者的帮助，亲戚为首选。 在江村，此种金融关系是以互助会（注）的形式体现出
来。 据费孝通先生的调查，通常组织这种互助会的目的是为办婚事筹集资金，为偿还办
丧事所欠的债务，会员的人数8—14人不等，在村落里， 保持密切关系的支属圈子有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