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学管理重心下移:高等教育管理改革的一个(2)
2013-05-22 01:29
导读：二、影响高校教学管理中心下移的因素 值得欣慰的是，许多高校不仅认识到权力重心下移的重要性，还正有意识释放本属于院系管理的权力，力促在教学
二、影响高校教学管理中心下移的因素
值得欣慰的是，许多高校不仅认识到权力重心下移的重要性，还正有意识释放本属于院系管理的权力，力促在教学管理上有所为、有所不为，但在实践操作中，收效甚微，有的甚至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讲，校级权力不是弱化了而是强化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阻碍了教学管理重心下移的步伐。
1、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继续影响着高校教学管理模式的改革。尽管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已经初步建立并日益完善，但他所作用的领域主要是经济体制层面，对高校这一准行政领域的触及并不广泛或者说并不深刻，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继续影响着高校教学管理模式的改革，突出表现在这样三点。一是中央集权制使政府主导高校，指令大于指导。计划经济体制要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实行统一和集中管理，在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上的反映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对高校实行集权管理。在高度集权的高等
教育管理体制下，高校作为隶属一定政府和部门的一种机构，其管理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要服从和依赖于一定政府部门的指令。这致使，高校本应该有的活力和主动性不能有效激发，以及政府的指令成为习惯，指导成为形式主义，指令多余或大于指导。二是官本位思想严重，学校级别制盛行。官本位顾名思义就是以官为本位，官员处于社会的中心，当官成为人们追求目标和价值的首选。高校有着跟党政机关一样的级别和待遇，因此高校的行政化趋向不断得到强化，不断追求高级别成为一种时尚。
从整个高校系统来看，有部级、副部级国家重点高校，厅局级的普通本科高校，副厅局级的专科类高校等等。在高校内部随处可见处、委、办、科，还有产业集团、公司等，这些部门的负责人也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高校中校级以下的行政管理干部均由校领导班子任命。高校教师的岗位设定、薪资、提职，工作考核等等也无不与项目或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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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钩，有一套严格的行政管理模式，从而使高校出现了实利化、官场化的浓厚氛围，严重扭曲了高校本来有的特性传授知识、思想发源。三是权力交叉，高校无所是从。权力交叉表现在党委、校长权力界限不明确和行政权力泛化两方面。一方面，党政权力共存于高校是中国特色高校权力结构的象征，其合理性在于它将
政治论和认识论的观点共同影响并和谐地应用于高校管理。但在实际操作中如何认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还存在偏颇：
一是以党代政，校长、书记由一人兼任，党委包揽一切；二是党委领导和校长之问权力关系紧张，争权夺利，导致学术权力受到极大削弱。另一方面，行政权力泛化，行政权力超越高校内部层级管理的范围，对学术事务进行过多的干预。我国高校的组织机构实质上是国家行政体系在高等教育系统的延伸，高校管理基本沿用政府行政模式，行政权力几乎渗透到高校管理的方方面面。例如，在高校内部，一些学术性的机构成员却多数由高校内部行政官员组成，在学术机构的实际运作中，他们兼有双重身份，权力交叉，互相干扰。又如，在教师的职称评审中，由于学科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无法评判优劣，于是将矛盾上交，最后用行政裁决的方式来决定学术评价问题。
2、高校对政府的过于依赖，高校自身管理缺乏独立性。从垂直的管理体系来看，依然是从教育部到教育厅再到高校严格的金字塔式的三级管理机制，特别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控权太多，高校对政府的依赖或依附性仍然较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政府投入不足，高校债台高筑。自1999 年高等教育扩招以来，各高校对教学场地、仪器设备、图书资料、实验室建设和教学用计算机等教学设备的投入虽在不断地增加，但由于缺口较大，教学投入在满足发展需要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在教学基本建设上，部分专业跟不上学科发展的步伐，教学仪器设备不足，图书资料缺乏，甚至最起码的教室资源都显得异常紧张，排课、排考困难。在政府资源投入不足的情况下，为缓解教育事业发展带来的巨大压力，各高校不断向银行贷款，加大投入，甚至挤占日常教学业务经费，勉强维持了正常教学运转，却背上了沉重债务包袱，特别是主要以学费作为收入主渠道的地方高校教学经费显得格外紧张，关门逼债的现象时有发生。2009 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银川市唐徕回民中学教师吕新萍表示，高校人体解剖教学用的尸体由于价格从400 元涨到8000 元，现在只能用小白鼠和兔子了。二是政府对专业、学籍的超强控制。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学科专业设置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自上而下单一控制，而不是由高校自由设置的，《高等教育法》也明确规定了其权力归属问题。高校只能在目录内选择申报设置新专业，目录外专业国家几乎实行零审批制，高校只能被动的接受政府的宏观调控，其办学自主权难以得到有效的发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高校迫切需要有更大的自治空间，更多的自由，尤其是在主动适应社会需要，及时调整专业结构方面。但是，专业目录的限制和专业审批制度的僵化，使本能充分发挥自治性、主动性的高校即便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也显得异常尴尬。在学籍管理管理方面，依次经历了新生学籍注册入学审查阶段、学历注册毕业审查阶段、在校生学籍学年注册阶段，国家在学籍管理上从结果控制转向过程控制，显然是在不断的强
化学籍管理，这使得高校学生转专业、学籍异动等等环节严重受制于政府。三是政府对高校内部事务过多干预。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现在政府对高校一些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依然比较普遍。有人甚至把大学当成了一个政府机关的附属物，当成了工厂的一个车间来进行指挥。纪宝成继续批评说：各种工程把高校管得越来越紧，很多行政评估、行政审批、行政审查。有的并没必要。大学成天在评估、评审、检查中过日子，自主性受到干扰。北师大庞丽娟教授认为：政府对高校微观过程干预过多，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未能得到应有的肯定和有效的保障，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她认为，政府的职能应主要定位于：制定高等教育的发展战略；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扶植中西部贫困地区；制定与实施相应的法律规范。政府应从传统的直接管理、微观管理和行政审批，转向搞好宏观规划、协调、监督和服务并按照这一要求改革现行的管理部门。而诸如招生计划、专业设置、教师人事制度等本属微观管理层面的问题则应避免直接干预。
3、高等教育质量的监督强化了政府和高校的行政管理。高等教育质量监督是政府对高校宏观管理的重要职能，它对保证和提高教育质量、完善教学管理、改进校风和学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等，都起到了积极作用。目前，国家对高校教学质量监督的基本途径是教学评估。无法否认，它的确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行政管理。首先是强化了政府的行政管理。评估太多太滥，政府权力进一步集中。在高校，什么都要评估，什么都在检查，学校里一年到头评估不断，今天财务大检查，明天审计大检查，后天物价大检查，而且还是交叉检查；教学要评估，学科要评估，211要评估，985要评估，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要评估，科研立项要评估，党建要评估，等等。表面上看，如今行政审批的手续是减少了，但行政评估、行政审查却跟着多了起来，最后花费的时间、精力，动员的人力、物力甚至远远超过原来的行政审批。这使得自上而下的行政干预变得频繁，评估机构实为行政机构，监督实为控制，权力机构在不断制造新的权力，甚至一些学术性的评估也深深烙上了行政的印迹，政府的行政权力进一步强化。其次，强化了高校的行政管理。刚刚过去的五年一轮的高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在中国高校可谓是进行了一场空前的运动，各高校为了顺利通过评估，无一例外成立了校内评估机构，集中了全校各方面力量，加强了权力的集合，最终的结果都证明了这一做法的必要性。事实上，包括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在内的其他多种评估一般直接指向学校层面，即便是当前以专业教学评估为新动向的质量监督制度，也迫切需要高校举全校之力，才能有效开展工作，顺利通过评估，单凭某一院系是很难达到理想效果。一是因为评估不仅仅是单纯的教学问题，评估往往会指向与教学相关的方方面面，牵涉校内许多单位；二是因为评估本身要求以校方(学校领导)与评估主体(评估机构)对话交流，而不是抛开校方力量，单独对某一院系或某一专业进行所谓不相称的直接的评估或诊断。所以，高校必然会进一步加强统一管理。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的评估监督机制又在静悄悄地推动着高校内部权力进一步强化。一方面，学校追求权力重心转移；另一方面，国家的质量监督制度又在一定程度上迫使高校权力更进一步走向集中，这种矛盾需要调和、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