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权力与村民自治——庞东调查及其思考(3)
2014-10-06 01:08
导读:人民公社彻底的摧毁了旧的乡村体制,国家权力介入的集体生产方式权代了传统农民的生活方式,使农民直接处于国家权力的控制之下。公社的派出机构“
人民公社彻底的摧毁了旧的乡村体制,国家权力介入的集体生产方式权代了传统农民的生活方式,使农民直接处于国家权力的控制之下。公社的派出机构“生产大队”“生产队”则承担了农村、经济、社会活动、管理和控制等全部任务。许多非正式制度(如市场、家族、宗教)等基本禁绝。人民公社时期,作为国家权力博弈对手的乡村社会力量消失了。农民职业终身化、农民身份遗传化,农民活动区域绝对固定化,农民从此被完全剥夺了迁徒自由、择业自由和生产自由甚至消费自由。
特别是农民在公社中退出权的剥夺(林毅夫,1992)和食物获取权的剥夺(Sen ,1977;林毅夫,2000),直接导致了1959—1961年农业总产值累计下降28.5%,粮食总产量累计下降31%.同时导致1959—1961年间大约有3000万农业人口非正常死亡,大约3300万人口没有或推迟出生(林毅夫,1992)。同时,人民公社为国家化从农村地区汲取了大量的生产资料和其他资源。我国学者对这一流出也做了估计,80年代中期所综合课题组的估计为8000亿元;李微的估计为6926亿元;周其仁的估计为6127亿元(林毅夫,1994)。
这种大规模的连续汲取一步步消灭着农村经济的自生能力。到70年代末,农村经济的绩效已经无法继续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农业剩余,农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这中情况下,农民毅然抛弃了这一制度,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做法也得到了一些地方和中央领导的默许和赞同。因此,在政府力量的推动下,人民公社制度宣布了结束,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村民自治运动也在中国边远农村地方开始萌动。
2.3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治运动的兴起
80年代初,广西宜山、罗城两县的部分农村基于社会管理的实际需要,自发组织建村民委员会,以取代瓦解了的生产大队。1982年底新修订的宪法在广西、贵州、广东各地农村村委会基础上,确立了村民委员会的宪法地位:村民委员会是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选举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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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正式宣布了人民公社、制度的终结,为全国范围的村民自治推广奠定了基础。1998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更是从操作角度,以形式确立了村民自治及其程序的合法性。笔者等人的调查也是以此为契机进行的。
3、自治的反思和设想
遍观20世纪中国农村政基层政治制度的变迁过程,即是国家权力与民间力量的你进我退的博弈过程。资本生产方式进入和政治动荡(军阀混战,抗战、解放战争)以及后来的土地革命彻底的瓦解了乡绅自治的乡村秩序。国家权力因此将触角直指每一位农民,从而汲取了大量农村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用以战争或者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但是这一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经济增长方式极大的束缚了农村、农业和农民自身的发展,破坏了农村经济的自生能力。在农村经济的崩溃的边缘,国家权力适时的选择了退出。80年代以来,村民自治逐步成为社会的主流,而国家权力在农村正在层层向上退出或由许多非政府组织(NGO )代替和分流。
从上而言,村民自治可以将国家权力从农村基层组织逼退,避免国家权力对农村经济的过度汲取,从而恢复农村经济的自生能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自治运动的兴起必将有利于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是我们的调查结果确显示:农民对村民自治是失望甚至反感的。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必须放弃农民非理性假设来考虑这一。经济学第一原理“成本—收益”原则告诉我们:如果农民对自治保持冷漠或反感态度,那一定是由于农民的收益与成本相当,甚至小于收益。调查中许多村民反问我们:“地都分到各家了,(村委会)还有什么可管?”。事实上也的确如此,《组织法》中村委会的主要职责是“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但农村真正的公共事务、公益事业有哪些?无怪乎水、路、电、电话等。而电有电力局,电话有电信局,水、路也是一次性一劳永逸的安居工程。因此随着公共基础设置的完善,村委会已基本没有什么事可管。因此即使采取最民主的(假定不考虑成本)选出村委会成员,对村民而言,其民主收益已是微乎其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