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乡镇行政体制改革”——关于乡村中国的(2)
2014-11-30 01:44
导读：官员多，并不总是坏事。社会发展程度越高，要政府办的事情也越多，官员的需求量也就越大，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工作就越重、越庞杂。香港经济是世
官员多，并不总是坏事。社会发展程度越高，要政府办的事情也越多，官员的需求量也就越大，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工作就越重、越庞杂。香港经济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但早在1990年，香港的500万人口里就已经有20万公务员，每25人养1个，这比例在发达地区中还算低的。宁夏的书记抱怨说，宁夏22个“纳税人”就要养一个“干部”。他大概不知道，美国是每13个“纳税人”养一个“政府雇员”，政府雇员占总人口的比例为7%.我国“干部”与总人口之比为3%，不到美国的一半，而且“干部”还包括教师、文学家和新闻记者呢。“四千万人吃财政饭”有什么可“骇人听闻”的？拿清朝甚至汉朝的官民比例说事儿就更荒唐：大清朝不计划生育，不封山育林，不搞环境保护，也不养百万军队，更无需调控规范全国市场。面临帝国主义强权的时候，大清朝丧权辱国。
我国一些农村的知识分子还夸大乡镇政府臃肿，把乡镇政府负担或补贴的中小学教师也算入政府臃肿。糊涂啊，那叫“开支”或者“人力资本投资”，不是乡镇政府的人头费。乡镇政府把一半的财政收入投入到基础教育中，是非常可敬可佩的事。义务教育本是中央和省政府的责任。无论因为政策错误还是中央没钱，只要中央不出钱，只要省里出的钱远远不够，基层政权就承担起了这个重大责任。学者可以指责中央政策，但不能指责乡镇政府办基础教育、补贴教师、修缮校舍，不能指责乡镇政府组织农民出钱，送孩子们上学。百年树人，善莫大焉。因为乡镇政府竭力维持基础教育，中国才没有成为文盲的国度，外出打工的青年们才能写会算，为中国经济奇迹做贡献。基础教育是人口素质的根本保障，是中华民族的希望。羊毛出在羊身上，没有办学财力的乡镇政府当然仅负组织之责。他们迫使农民为孩子们交钱上学，依然功不可没。明治政府在1868年并没能负担日本学童的全部教育费用，1868年政策的关键不是“义务”教育，而是哪个家长不送孩子上学，就有官员会把他送到监狱里去。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裁官或许能息事宁人，却也未必。关键不在减少官员做的事，而在官员们做的是什么事。减少官员做的事，农民未必就能致富，也未必与政府的矛盾就少了。减少官员管的事，病猪、瘟鸡、毒菜会不会更多？农民各村庄之间为争夺资源的械斗是不是可以没人管？有些人认为，减少官员办的事，老百姓就能致富。笔者听说过“自由主义”理论，可没听说过这么“纯朴”的自由主义理论！减少乡镇干部做的事并不导致中国小农增收致富，也不会减少他们与政府的矛盾。不自由的仁寿（四川）农民能修个大水库，自由的仁寿农民为自己修条路也会造反。农村没人组织修路，国家也不从城里人口袋里掏钱为农民修路，我想不出仁寿县的农民怎么能致富。不自由的燃灯公社（安徽）能修个大水库，自由的小岗村却无力维护本村灌溉用的池塘。农户们自由了，可这“自由”注定要被市场价格波动的巨浪所吞噬，被圈地运动吞噬，要么被市场边缘化。
在市场化时代，政府作用增加，才能规范市场，组织弱者、保护弱者，维护社会稳定，最终维持市场机制。市场越发达，政府要做的事也就越多，穷人受到的政府保护也越多，这是世界学术界的成论。在美国、加拿大，自家院子里能否晾晒衣服都有政府管着；新加坡政府管的就更宽了。假如没有农村基层政权，一个非典或者禽流感就能把我国农村搞得尸横遍野，更不用说水旱蝗灾了。所以，关键不在减少官员做的事，而在官员们做的是什么事，是有用的事还是没用的事，是好事还是坏事。
在我国的少数落后地区，乡镇官员确实多了，加重了当地农民的负担。但是，中国农民穷，主要不是因为养的乡镇公务员太多，更不是因为乡镇公务员做的事太多。官多和官员乱收费不是中国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中国农民贫困的基本原因有两个，而且只有两个：（1）人多地少的一亩地经济；（2）市场经济（包括世界市场）导致农民的绝对和相对贫困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