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村土地问题看集体所有制的发展趋向(3)
2014-12-09 01:40
导读：这个改革，我们现在可以从许多原是城市近郊农村，近几年来在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已绝大部分被政府征用的村子变迁的事例中得到启发。广州市东边有一个
这个改革，我们现在可以从许多原是城市近郊农村，近几年来在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已绝大部分被政府征用的村子变迁的事例中得到启发。广州市东边有一个石牌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村中的土地就陆续被政府征用，至1994年，村中土地已基本被征用完毕，该村在土地被征用后，没有把政府的补偿款分光吃光，而是搞起了股份制合作，把原来村中的集体财产（包括土地征用款）化成股份，一次性地分配给每一个有资格的村民。按他们的说法是“按分共有”并且“生不增，死不减”、“可以继承”。从石牌村这种作法可以看出，村中农民已经把包括土地款在内的资产量化到了个人，使个人明晰了产权；村中的经济组织如经济合作社、经济联社、经济发展公司等，已不是集体经济所有者而是集体经济的经营者。1997年该村又进一步改革，全村成立一个有限责任公司，村中分得股份的股民，都成为该公司的股东，随之取消了行政村编制，撤销村委会，将村务、村民纳入街道办事处管理，从而实现了从农民到城市居民、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村中这个由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有限责任公司，也彻底告别了集体所有制，它是一个依法成立、自立经营、照章纳税的，它与原来村民的经济关系是企业经营者与股东的关系。
石牌村所以能够彻底解决集体所有制中财产所有权模糊的问题，原因之一是土地因被征用而变为货币资本，货币资本量化到个人比起土地量化到个人要简单的多，但更重要的是，当地政府和村中的干部和村民思想观念上的转变，他们认识到，以前坚持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土地被征用后，再坚持货币资本的集体所有制，弊病多多，实行股份制，把产权落实到个人是最好的出路。这样做，从当地政府到村民不一定知道马克思一百多年前就提出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重要观点，但确实同当年马克思的观点却如此接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④（《资本论》，《马恩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9月版，第832页）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上面所举石牌村的情况，当然是一种特殊的情况，而现在还是主要依靠对土地耕作、即以农业为主的农村，现行的政策是稳定土地承包制。2002年3月1日起实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制定的直接赋予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农民有承包权，土地落实到人，并且30年不变，土地承包权可以流转，可以继承，由县以上政府发给“土地经营承包权证书”。这些规定，已经使农民的承包土地具有某种所有权的性质。可以说，这是在产权问题上朝向重建个人所有制的一个重大步骤。但经营权和使用权毕竟不是最终所有权，因而法律也不可能规定发包方绝对不得收回或调整承包方的承包地。从而留下一个可以机动处理的余地，尽管这个机动处理余地在法律上作了严格限制的规定，如规定“必须经集体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⑤（《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节，第二十七条）但毕竟它还不具有所有权那种排他性的刚性。以往的现实证明在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制条件下，农村的土地曾经大量流失，根本的原因就在产权的最终所有权是在“集体”那里，有了《农村土地承包法》，无疑是一个性进步。但是，可以设想，这个历史进步必须继续朝向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方向前进，才使我国在农村经济整体建立起现代产权制度，从而把农业经济推向永久的繁荣。
书目：
1、《中国农民调查》陈桂棣，春桃著，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