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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荆棘丛中的玫瑰花——论媒体的伦理精神(4)

2015-01-15 01:06
导读:正是因为无法忍受外界公众的谴责与自己内心的道德困惑以及由此而来的愈来愈强烈的精神压力,卡特在获得大奖仅3个月后便走上了不归路——人们在他

正是因为无法忍受外界公众的谴责与自己内心的道德困惑以及由此而来的愈来愈强烈的精神压力,卡特在获得大奖仅3个月后便走上了不归路——人们在他自杀的汽车座位上找到一张纸条:“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所以,在及时、客观地报道与仁慈与恻隐的人类道德之间,在报道者与被报道者之间,在报道者与广大接受媒体信息的受众之间,蕴涵了复杂的伦理关系与深刻的道德冲突;而卡特,也只有选择自杀,来了结这种冲突以及这种冲突予他内心的煎熬。所以千龙新闻网上《凯文·卡特之死震撼人类心灵》一文的作者最后说:“对于卡特这样的人,我一直致以深深的敬意。他们的可敬,我想可以用一个词概括:博爱,真诚的博爱。”[17]
无独有偶,与卡特拍摄《饥饿的小女孩》相类似,福建《东南快报》记者柳涛2005年05月10日在该报及新华网发表的一组脚踩自行车的市民雨中栽倒在路中水坑的照片,引起了读者的争论,不少人指责记者不首先预告行人规避危险反而一旁等待时机进行摄影报道。CCTV《社会记录》栏目5月20日22:05也为此制作播出了节目《守坑者说》,新闻记者的“职业工作—做人良心”之间的问题,被尖锐地提出来。如果说卡特的作品《饥饿的小女孩》所暴露的苦难与悲惨不仅揭示了人类自身的悲剧并旨在唤起人们的恻隐与仁爱之心,而且导致了作者自身的罪感煎熬;那么美联社南越记者黄功吾1972的《火从天降》和英国记者迈克·威尔斯1980年的《手——乌干达旱灾的恶果》等,则主要通过作品所暴露的人间苦难与悲惨来揭示了人类自身的悲剧并唤起了人们的恻隐与仁爱之心……
戴震说:“仁者,生生之德也。‘民之质矣、日用饮食’,无非人道所以生生者。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孟子字义疏证》卷下)张载则说:“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正蒙·中正》)又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孔子、孟子、荀子都主张仁者“爱人”,所以不仅要“君子讳伤其类也”(《史记·孔子世家》)和“无伤是乃仁术也”(《孟子·梁惠王上》),而且当“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尽管报道者的良知与良心可能背负罪恶或过错,但正是出于一种仁爱和慈悲,正是为了促涌人们的仁爱与慈悲,也正是为呼吁人间的公正与和平以及美好,所以新闻媒体要及时而准确地把人间所发生的苦难与悲惨恰当地反映给读者、给民众,这是新闻媒体之所以伟大和高尚的原由之一。而这种苦难与悲惨的报道给采集记者自身的伤害,则是一位仁爱与慈悲的新闻工作者所难以避免的职业困境。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四、勇敢精神与社会批评
马克思曾经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18]他和恩格斯说:“报纸的最大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出当前的整个局势,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19]——而“人民报刊的必然性”当是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它把它在希望与忧患之中从生活那里倾听来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来;它尖锐地、激情地、片面地(像当时激动的感情和思想所要求的那样)对这些东西作出自己的判决。”[11]。
马克思说:“报刊的义务正是在于为它周围左近的被压迫者辩护”[20],在《给“总汇报”编辑的信》中马克思又说“揭发招摇撞骗的职责”“在我看来是报刊的首要职责”[21]。正是因为秉承求实、正义、仁爱的原则与精神,所以社会也赋予了媒体组织及媒体人士应具有“勇敢”的精神,对社会丑恶或不公正展开批评与批判,从而促进社会生态的秩序化与文明化,梁启超谓之“喉舌之用”与“向导国民”。故马克思说“在报刊上,治人者和治于人者同样可以批评对方的原则和要求”,应该允可“作为理智的力量”的公民“在权利平等的情况下进行这种批评”[22]。当然,这种批评包括与政府在内的所有不合法、不合理、不合情之行为或现象的批评。这种批评,媒体必须具有勇敢的品质与立场,故马克思说“有了独具风格的关于战事的文章,就能够在伦敦至少多获得五十家订户”[23]。此可见富有批判性、战斗性的媒体于人民的吸引力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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