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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荆棘丛中的玫瑰花——论媒体的伦理精神(5)

2015-01-15 01:06
2005年1月18日中新社转发法新社报道说，国际记者协会当天公布的报告显示2004年共有129名记者因公殉职，并指出伊拉克、菲律宾是记者工作的最危险区域。报告还指出对比2003年93名记者因公殉职的记录，在战地工作和进行腐败调查记者的日渐成为攻击目标。另据俄罗斯新闻社2005年5月18日的报道：阿拉伯记者联合会当天发表声明称，自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已有100名记者不幸在这个国家丧生[24]。战地记者在十大危险职业中排行第三，但对记者来说，比流弹更为危险的，是那些罪行遭到媒体揭露的黑恶势力，他们恼羞成怒或怀恨在心而伺机报复。据统计，在1992-2001年的10年间，共有389名记者因公殉职，其中有79.6％是遭黑恶势力报复而被害的；而遭报复遇害的298名记者中，有53人生前曾接到过死亡威胁[25]。
所以，与“有偿新闻”、“媒体权力寻租”等违反新闻伦理的现象相反，大量冒着生命危险以及其他代价而勇敢地采访和报道社会事件而将社会丑恶以及相关犯罪嫌疑人公之于众的良好现象，也不断涌现出来。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被媒体评为“二○○二年度传媒杰出人物”的《中国时报》高级记者王克勤。近年来，他先后推出了震惊海内外的《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公选“劣迹人”引曝黑幕》、《甘肃回收市场黑幕》等一系列揭黑性的深度调查报道，仅2001年因他的笔而被送进监狱的黑恶分子就达160多人，黑社会组织甚至放言悬赏500万元要他的人头的，被誉为“中国的林肯、斯蒂芬斯”[26]。
1925年11月3日，鲁迅在《热风·题记》中深刻地写到：“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在这个意义上，媒体就勇敢地充当了社会疮疖的“手术刀”，无情而有情、有情而无情地“时时解剖”它们；它既支撑了民众的知情权，也捍卫了社会正义与人间公道，更彰现了新闻记者们的德性的光辉与情感的深厚……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五、自由精神与无伤原则
1843年1月3日，马克思在《“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和“科伦日报”》一文中说：“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不应该从外部施加任何压力，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为我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这些规律是它不能而且也不应该由于专横暴戾而丧失掉。”[2]马克思这句话，揭示了报刊媒体所具有的内在规律性以及其内在规律所决定的内在品质，而自由精神，则是媒体伦理精神又一重要的：“自由出版物的实质，是自由所具有的英勇的、理性的、道德的本质。”[27]
梁启超在1901年12月21日《清议报》第100期撰文说：“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种种现象皆其子孙也。”所以他主张新闻报刊当为治国之利器，因为“欧美各国这大报馆，其一言一论，动为全世界人之所注视，所耸听。何以故？彼政府采其议为政策焉，彼国民奉其言以为精神焉”[28]。故而，自由之思想言论的自由出版，对于的和进步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恩格斯说：“如果禁止报刊报道它所目睹的事情，如果报刊在每一个有分量的上都要等待法庭的判决，如果报刊不管事实是否真实，首先得问一问每一个官员——从大臣到宪兵，——他们的荣誉或他们的尊严是否会由于所引用的事实而受到损伤，如果要把报刊置于两者择一的地位：或是歪曲事件，或是完全避而不谈，——那末，诸位先生，出版自由就完结了。”[29]
1927年，撰写《报学史》的戈公振明确指出，真正的舆论，是民主环护之下的“公正意志”——“民主政治，根据于舆论；而舆论之所自出，则根据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言论自由，为报界切肤之问题，此问题不解决，则报纸绝无发展之机会！”而“拥护言论自由，实亦国民之天职也！”[30]梁启超在《新民说》第九节“论自由”中则说：“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31]又说：“夫报之所以有益于人国者，谓其持论之能适应乎时势也；为其能独立而不倚也；谓其能指陈利害，先乎多数人所未及察而警告之也；谓其能矫正偏颇之俗论而纳诸轨物也；谓其能补多数人常识所未逮，而为之馈贫粮也；谓其能窥社会心理之微，针对发药而使之相说以解也；谓其对于政治上能为公平透亮之批评，使当局有所严惮也；谓其建一议发一策，能使本国为重于世界，四邻咸知吾国论所在而莫敢余侮也。”[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