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抢夺一面新旗帜——论《文化批判》马克思

　　论文关键词：《文化批判》　马克思主义学说　新旗帜　启蒙

　　论文摘要：《文化批判》区别于20世纪同时代同类刊物的显著特色之一，在于大量而集中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这首先与特定社会时代的需求和《文化批判》主办者自身天然条件的暗合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学说介绍在“启蒙”知识分子的同时，更是创造社为了前途发展需要而极力抢夺的一面新旗帜。

《文化批判》是创造社后期一份重要的综合性理论刊物，存在于1928年1月至5月期间，但它的影响却远远超过这段时问。与同时代的其它刊物相比，它具有独特而鲜明的特色，大量而集中地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便是其中之一。对于《文化批判》的主办者，即彭康、朱镜我、冯乃超等人来说，学习马克思主义对他们自己的成长是有价值的，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对于国内的文化界也是有意义的，而其更重要、更直接的贡献则在于促进创造社的发展。

　一、特定社会时代的需求与主办者自身天然条件的暗合

　　冯乃超、朱镜我、李初梨和彭康等原本都是留学在日的学生，为了创办《文化批判》，他们纷纷弃学归国，并分别于1927年L0月下旬和1l月上旬回到中国。当时中国正处于怎样的状态呢?1925年，上海爆发了群众因反对帝国主义而进行示威游行却惨遭杀戮的“五卅”惨案。1926年，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官僚互相勾结在北京酿造了“三·一八”大屠杀血案;同年7月，北伐军在广东开始出师。1927年，国民革命正进展得如火如茶时，蒋介石却在上海发动了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革命群众和进步知识分子，一时间白色恐怖弥漫全国上下，百姓惶惶不可终日。动荡不安、朝不保夕的整体时局，使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挣扎于空前的紧张、焦虑和恐慌之中。他们急于想要厘清眼前一个个纷乱而又多变的事实，他们更迫切地希望能迅速找到一个冲破阴霆重见天日的法宝。而已有一套切实可行且早见成效的具体行动方案和革命的战略策略的马列主义，迅速引起知识界的关注，可谓是恰逢其需。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列主义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既有工具性又不失其价值性。另一方面，艰难的时世又迫使知识分子们不得不在政治立场上做出更明确的表态。“创造社进人第三阶段时，正是这样的一个时刻，广大的知识分子阶层在大革命失败后，不能不在反共与拥共之间作出更明确的选择与表态，不管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多少的认识”。广大的知识分子为了进一步地参与革命、服务革命，迫一切需要更充分更全而地认识马列主义。

时代需要马列主义，但当时国内很多知识分子对马列主义并不熟悉，鲁迅也是在与《文化批判》同仁论争、交锋以后才开始去接触马列主义的。“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而朱、李、彭、冯在日本留学期间，正是日本社会主义思潮广泛传播，马列主义盛行之时。李初梨、冯乃超、彭康等人就读的京都帝国大学，不仅聚集了河上肇、西田几多郎等杰出学者，还出版了宣传和论争马列主义的知名刊物。彭康、李铁声在学习自己专业过程中开始接触了马恩的经典著作，朱镜我更是对社会学颇有研究，冯乃超在饱读马列主义著作的同时还参加了帝国大学的日本共青团外围组织马列主义研究会。也就是说，他们都借助在日本的留学时机，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方式或多或少地学习、认识了马列主义，这便形成了他们回国引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天然有利因素。翻开《文化批判》仔细看看，我们不难发现，其同仁主要是以自己大学所学专业为基础来办刊物的，彭康、朱镜我、李铁声等在日本留学时都学习了马列主义学说，也许还谈不上卓有成效的研究，但进行“介绍”和“宣传”还是可以的。从其所介绍的内容特点来看，事实上他们也只是“就地取材”:学习了什么便介绍什么，在学习中介绍，在介绍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