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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克里斯特瓦的文本理论(1)

2016-09-18 01:53 提要：文本理论在当代西方文论中具有重要影响。其代表人物克里斯特瓦借鉴本维尼斯特的话语理论和巴赫金的对话主义，提出“文本就是生产性”，这既是对结构主义文论的颠覆，也是对“文学性”问题一种新的思考，推动了文学理论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乃至解构主义的转变。但是由于这种文本理论是建立在符号学基础上的，在使得文本无限开放的同时也使之消散。与此同时，它也并未完全摆脱结构主义的思维模式。关 键 词：话语 对话 文学性 互文本性 作为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文论的影响下所产生的重要理论，文本理论影响甚巨，而论及文本理论时，自然会想到罗兰·巴特、德里达等理论家。但是，当我们跟随这些理论家在“从作品到文本”的转换中尽情地享受文本所带来的快乐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理解文本理论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朱利娅·克里斯特瓦。作为一位丰产的理论家，克里斯特瓦关注的领域甚广，从符号学到文学理论，从女性主义理论到精神分析学说，均有不同程度的理论贡献。而就文学理论而言，她借鉴新兴的话语研究和符号学研究，为二十世纪文论“引入了新的景观”[①]，在推动文学理论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乃至解构主义的转变时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即是对其“文本”理论的理论渊源、生成语境及基本内涵和存在的问题的分析和解读。一、从语言到话语
有学者将克里斯特瓦同其前人理论的差别归结为三点：1、致力于严格而复杂的学科间性的研究；2、将“文本”视为一个深受其他文本影响的动态过程，这些文本从前被认为是在文学作品边界之外的；3、理论的自觉性，即，承认批评话语研究对象的意蕴。[②] 很明显，这里所谓的“前人”主要是指结构主义者。进入20世纪之后，文学学科的独立性、科学性成为文学研究的理论诉求。自文学理论的“语言学转向”之后，力图借鉴语言学并使之成为文学科学的理论研究模式是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以及结构主义等流派自觉的理论实践。雅各布森的“文学性”理论，以语言学为理论基础，以语言的诗性功能为旨归，这一问题域奠定了其后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并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在结构主义文论这里，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构成了它的理论前提和研究模式。比如，索绪尔所提出的“语言/言语”模式就构成了一种解释框架，具体的文学作品位于“言语”层面，而文学理论则应处在“语言”层面，它研究的是文学的“语法规则”。结构主义文论家托多洛夫就明确指出，结构主义诗学的目标“不再是描述特定的文本，凸现特定文本的意义，而是要建立这一特定文本所以产生的一般规则……因此这一科学不再关注现实的文学，而是可能的文学。换言之，它所关注的是构成文学现象的抽象特质：文学性。”[③]也就是说，结构主义诗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具体的文学作品，而是“文学”这一特殊话语的基本特性和抽象规则，而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抽象结构的一种具体体现。因此，在结构主义文论中，主体、历史都已被剔除得干干净净，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意蕴存在，结构主义叙述学就是它的直接体现。这种研究固然使文学研究更为深入和细化，更具有科学性和专业性，但同时却也使结构主义的文学研究日益封闭、狭隘，除了孤零零的结构，什么都不指涉。而这在罗兰·巴特、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者看来是不可接受的。但是问题在于，他们又接受了索绪尔提出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关系的任意性原则。这一原则赋予语言系统以独立性和自足性，使语言从复杂的历史、文化关联中剥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自足的分析对象和系统。所以，如何才能超越结构主义那种思维模式和框架而又不损害到语言的独立性和自足性呢？来自东欧的克里斯特瓦生逢其时。 在克里斯特瓦看来，现代语言学理论一开始就走向了一个误区，那就是在科学的名义下，忽略了言说主体的存在。更为重要的是，“语言学依旧沉浸在其初始时的系统化氛围之中”[④]，因此，克里斯特瓦指出，由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以及雅各布森的语言学理论所催生的结构主义文论对“文学性”问题的探讨，已经陷入了困境。“法国文学批评为俄国形式主义着迷，但是形式主义将自己局限于对语言学观念的置换，并将它们应用到叙事分析之中。”[⑤]克里斯特瓦承认文学研究的对象应是文学性，但是应在不否认语言和文学独立性的前提下，摆脱这种抽象、静态的语言学分析模式并恢复语言和文学自身的生命力。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和巴赫金的话语理论为克里斯特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巴赫金对克里斯特瓦的影响，很多学者都已有了深入的研究，但是本维尼斯特的话语理论则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本维尼斯特的话语理论认为，索绪尔所说的“语言/言语”中的“语言”，其自身并不存在，它只是规则系统和交流手段，而话语才是语言的具体运用，才是活生生的、真实的语言。[⑥]因此，语言学应该研究的是具有生命力的话语，而不是抽象而又僵化的“语言”。显然，这就不再承认索绪尔的“语言/言语”的区分，而是提出了“语言/话语”这样一种新的区分，或者也可以说，这种研究实际上注重的不再是对语言的类型和层次的区分，不再关心规则和秩序的建立，而注重的是将研究深入到话语之内。话语不仅可以表示一种语言行为，也可以表示语言的结果，既包括语言的生产行为，也包括语言的策略、方式，以及语境等诸多要素，根据这种理解，语言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符号结构体系，而是被言说着的陈述主体以及各种意义所缠绕，“正是在语言之中并且通过语言，人类才将自我建构成为主体(subject)，因为在存在（being）的现实中，只有语言才能确立‘自我’（ego）的概念”[⑦]，因之，语言是主体隐匿之所在，有关语言的见解只有基于真实的、言说着的话语才有意义。 如果说本维尼斯特从语言学的角度为超越结构主义思维模式提供了思想资源的话，那么，巴赫金的超语言学和对话理论则适应了文论创新的需要。超语言学一方面针对的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另一方面针对的也是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它不是“在语言体系中研究语言，也不是在脱离开对话交际的‘篇章’中研究语言；它恰恰是在这种对话交际之中，亦即在语言的真实生命之中来研究语言。”[⑧]语言不是一个僵死的事物，而是处于总在变化、运动着的对话交际的语境，是有生命力的语言，“我们所说的语言，不是抽象的语法范畴构成的体系，而是有思想内容的语言，是作为世界观的语言，甚至是作为具体意见的语言；它在一切思想领域里能保证达到起码的相互了解。”[⑨]这就是话语，是活生生的应用中的语言。巴赫金强调话语具有内在的对话性，“话语在同一语言范围内与他人表述之间（这里是话语本来就有的对话性），在同一民族语范围内与其他‘社会语言’之间，最后在同一文化、同一社会思想观念范围内与其他民族语言之间，都有着对话性。”[⑩]超语言学强调话语的对话性，既批判了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又提出了一种对话主义。从这一角度来看就不难理解巴赫金为何会提出复调小说的理论。 无论是本威尼斯特的语言学理论，还是巴赫金的“超语言学”，都强调话语的对话性。显然，这种理解是对语言问题的一种新的理解。而“文学毫无疑问是一个享有特权的领域，语言在其中被运作，被净化，被改造”[11]，换言之，文学已经成为话语运作的特殊方式和场所，而文本理论的提出正是这一思想自然地延伸。二、文本及其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