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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经理革命”与价格卡特尔的法律规制(3)

2014-12-11 01:16
　　其次，权力集中导致组织规模的扩大。
　　在制造厂商成为协调者的产业中，制造公司会发展到巨大的规模，这时有关该产业目前的生产和分配以及未来的生产和分配资源的决策大权就会集中在少数经理手中［3］。权力的集中和权力的扩张总是相伴而行。为稳定生产和销售，企业通过“向前一体化”或“向后一体化”的方式来壮大自己的规模，而规模的扩大又进一步增强了市场气力。“对大量生产和大量分配进行治理协调能带来利润的那些产业中，少数大型纵向结合的公司很快就取得了支配地位。集中和寡头垄断的局面就会出现，这是治理协调的需要和追求利润的结果” ［4］。
　　权力的扩张和企业规模壮大的过程是市场结构集中的过程，这奠定了创建价格卡特尔的客观经济基础。创建和执行价格协议本钱的大小将直接影响价格卡特尔的“成功”的机率。有两种类型的市场结构易于天生价格密谋，要么厂商的数目很少；要么有较大数目的厂商，但在规模上其中一两家厂商占支配地位。通常情况下，厂商的数目越少，达成协议过程中用以沟通的本钱越少，达成价格协议的可能性越大。美国***1910年至1972年间关于操纵价格的606个案例中，每件案例所涉及的厂商最常见的是4个，半数案例涉及8个或更少［5］。较少的厂商不仅节约达成协议的本钱，也能进步监视协议执行的效率。
　　
　　三、经理革命与价格卡特尔的法律规制
　　
　　经理革命在公司治理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但其在改变公司的治理模式和经营范围上的成就掩盖了在市场结构上发生的影响。一些经济学家延续地分享并满足于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反映市场发展程度的说法。这种说法对于19世纪中期以前的情况来说是合适的，但对于完成了运输和通讯方面的基础设施后的经济体系却不贴切：假如想在容量巨大的销售市场获得高额利润，则需要日益增加专业化及要求有更为仔细的规划来协调，这种协调最为便捷的方式就是价格卡特尔，权力集中情况下的价格卡特尔如同权力一样具有灵活多变的特性。
　　首先，经理革命进一步加剧了价格卡特尔的转型。
　　历史地看，股东大会中心主义、董事会中心主义、经理中心主义之治理模式的转变与价格卡特尔的类型的变化如影相随。
　　股东大会中心主义时期，权力分散，公司的重大治理活动由集体决定，重大活动的后果由集体承担。制订有关获得高额利润的卡特尔协议需要成员进行***决策，议定的卡特尔协议如同其他商品交易关系一样终极以正式的“公然契约”的方式制成。对于卡特尔本身和成员企业而言，结成卡特尔是个事关成员集体福利的“大动作”，应谨慎对待。由此建立的卡特尔被称为正式卡特尔，“公然契约”既是卡特尔成员的公然允诺、行动指南，也是卡特尔组织集体惩罚违反约定者的标准，当然，它也是反垄断执法机关可以轻易得到并施以制裁的痛处。在美国，最早的卡特尔判决可以追溯到1898年的Addyston铸管案(注:①占据美国中西部水汽管道2/3市场的铸管企业结成卡特尔，被法院判为非法。作为初期个案的规制原则基本上属于“一事一议”原则。在经历了1927年“川通陶瓷”等案件，直到1940年“麦迪逊”案确立了“一律禁止”的原则，即本身违法原则。但当时价格卡特尔的类型主要是传统的书面形式，并不适用于无纸化的新型价格卡特尔。)， 其后经历了标准石油公司案、烟草公司案和1927年Trenton陶瓷案，直到1940年的“Socony Vacuum”案，都是公然契约形式的卡特尔案例，通过一系列案件法院终极确定了正式卡特尔的本身违法性：“只要执行了任何同一价格的协议，其目的和结果都是削弱竞争。不管所制定的价格是否公道，只要有能力制定价格，就有能力控制市场，也有能力人为地制定不公道的价格。”(注:②“正式卡特尔的消失成为美国反托拉斯法令的主要成就”。见[美]波斯纳：《反托拉斯法》（第二版），孙秋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页。)在美国谢尔曼法执行了半个世纪后消灭了正式的卡特尔 。 　　但遭到遏制之后的卡特尔出现了新的变种。以书面合同建立的卡特尔开始“往合同化”，代之以信息交换、价格一览表或密谋价格等非正式协议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