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理革命”与价格卡特尔的法律规制(4)
2014-12-11 01:16
导读：转进地下的协调行动需要有新的协同机制。由于没有昭示合同约束，默示协约的约束力就成了最大的题目。一方面要求参加人忠实取信，同时，不需要将有
转进地下的协调行动需要有新的协同机制。由于没有昭示合同约束，默示协约的约束力就成了最大的题目。一方面要求参加人忠实取信，同时，不需要将有违法嫌疑的事项交到不一定能获得通过的股东大会往讨论；另一方面，需要一种内部承认的“强制”手段，防止密谋瓦解。“倘若共谋协议的强制实施手段非常软弱，即对削价行为的探查又慢又不完全，该共谋团体就必须承认其弱点”［6］。这对密谋参加人的独立性有了更高的要求。董事会中心主义的权力结构提供了这种协同机制的基础。董事在公司中的专业性、职权性、相对独立性使得他们能够胜任这一外部工作。密谋特别适用于成熟行业发展的高峰时期，由于成熟市场经济关系稳定，受潜伏竞争者的冲击较小；另外成熟行业具有较高的固定本钱，它形成了对潜伏竞争者的进进壁垒。
企业成功的营销行动都要建立在能了解到正确信息的基础上，在成熟的市场中，价格信息尤为重要。当任何两个商人碰到了一起，不论那是一次连锁协议的会议，或是一次圣经讲习会，假如他们恰巧属于同一个产业部分时，一当祈祷文读过以后，他们就开始谈论这个产业的状况，它肯定会落到这个产业的价格结构上［7］。德国从1957年反垄断法实施后出现了很多“价格通报”。在英国在《贸易行为限制法》生效后，卡特尔同样遭到了禁止，但出现了大约150个信息交流体系［8］。美国不仅如此，还有另一种价格协同形式，就是美国钢铁产业中著名的“加里聚餐会”（遵守某种价格一览表的非正式协定）。信息交换无外乎是非法卡特尔的替换品而已。由于“合同变种”超出了原法规定的范围，对信息交流需要新的认定标准。美国最高法院在1921年的硬木（Hardwood case）案中对行业协会的信息交流计划做了如下认定，“显然，这个机制（指定期信息交换）要成为一个常见类型的压制竞争组织，（认定为卡特尔）所欠缺的唯一因素是一个关于生产和价格的明确协议。但是，这一点得到了暗示：通过人们‘跟随他们最聪明的竞争者’这种倾向；通过尽可能赚到所有的钱这种固有的禀性；通过能够万无一失地、迅速地发现降价的报告制度，……所有的人都是在被指责为背信弃义和受到强大竞争对手的惩罚这些约束下从事经营的”(注:①一个硬木制造商行业协会有365个会员，占全部硬木生产的1/3。该协会为会员提供市场信息，包括每个会员的销售价格、月产量、存货状况。所有信息按照木材级别、大小和质量进行分类。该协会要求会员向协会提交未来生产计划。参见[美]波斯纳：《反托拉斯法》（第二版），孙秋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190页。)。对于协会的辩解，最高法院以为，该计划的目的不过是为该行业中地位分散的从业者提供信息，而这些信息等价于在行业工会或股票交易所出售的报纸和政府出版物中所包含的信息――是徒劳无益的。反托拉斯官方以为，一个明显而充分的区别是，那些公然的报告卖方和买方都能看到，而这些报告只有卖方看得到；另一个区别是，那些公然的报告不像在本案中这样有专业的分析师，这些分析师不断地提出建议，协调那些越是联合进行越是有利可图的行动。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由于谢尔曼法及美国最高法院对信息交流所作的解释，使得老板或其代表在每星期或每月的会议上确定价格、产量，并作出协调方面的决策面临新的危险，迫使各家族公司把自己的经营合并成一个单一的、集中经营并由支薪经理治理的企业［9］。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了新类型的价格卡特尔——价格随同（也叫价格领导）卡特尔。大凡书面合同往往都可能有多次要约—承诺的博弈过程，而即时清结的交易则无需订立书面协议。不过，订立即时清结的合同需要有决断力。职业经理层拥有包括适时价格调整的决策力，这为价格领导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当一个产业中大多数单位在决定售价时都采用它们中间一个单位所公布的价格时，就是价格领导”［10］。价格领导的实质是一种价格跟随战略同盟，和其他价格卡特尔不同之处在于，这种价格卡特尔更具有灵活多边的身形，包括同时涨价、同时降价、轮流部分涨价、轮流部分降价等多种形式。这进一步强化了卡特尔组织的无纸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