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息讼经验的现代鉴戒(3)
2015-04-06 01:09
导读：以***为目标，将无讼的理想化为息讼的努力。古人以为，人类社会的运作应取法自然，探求其以指导社会实践，达到"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由于"宇宙本
以***为目标，将无讼的理想化为息讼的努力。古人以为，人类社会的运作应取法自然，探求其以指导社会实践，达到"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由于"宇宙本来即有自然之秩序，即是一大调和"，故人类也应合乎自然的规律，以***为社会的理想状态。"无讼"是***社会在司法上的要求和反映，"或者说，无讼是***在司法上的一个转用词，其意蕴和旨趣是一致的"。由于天道本***，故人性亦应平和，政府的责任就是通过教化、劝说、儆戒，使人们"反人性之正"。于是，古代司法官员致力于减少平息诉讼，将无讼的理想化为息讼的努力，以达到***无讼的目标。
以***为目标，将人际关系的维护放在首要位置。***同时也是一种处事态度，是通过协调、整合来解决矛盾的方式，其结果是使矛盾双方共存共赢。这种态度表现在息讼中就是将人际关系的和睦、社区秩序的维护作为首要价值。古人以为，社会***，必赖于人际关系***。单纯通过判决分清是非，并不能使矛盾真正得到解决，反而破坏人际关系，给当事人带来更大不幸，"一经官断，须有输赢，从此乡党变为讼仇，薄产子虚乌有，切齿数世，悔之晚矣"。无论胜败，双方的后果都是不利的："戕盾，敌盾毁而戕亦缺。鹬蚌持，蚌死而鹬岂生"，《易经》中的诉讼"终凶"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将人际关系的维护放在重要位置，以和为贵，以和解息"一时之忿"，使社区秩序得以维护，人们的长远利益得到保障。
以***为目标，施教为先以减少讼争。教化为先是中国古代息讼思想的鲜明特点。古人以为，"词讼繁多，大抵皆因风俗日薄，人心不古，唯己是私，见利则竞"，"不知讲信修睦，不能推己及人，此讼之所以日繁而莫可止也"。"教使民不争，且能化之于无形"，靠重视教化，敦厚人心，才能"尽恶于未萌，而起敬与微渺，使民自徒远罪而不自知"，达到减少讼争的目的。这种思想还表现在审判之外的"普法教育"上，如撰写《劝民息讼告示》、《戒讼说》、《饬发戒讼说檄》等；有些官员还采用其它形式的教化方法，如宋人吴自牧著《梦粱录》中记载：临安府官员将府治前州桥更名"懊来桥"，以求"到讼庭者，到此心已悔也"之意。再如光绪《抚州府志·人物·宦业》载，康熙年间杜时禧为宁国知县，"爱民无讼，特建省气楼一所，延僧方丈，凡涉讼者必令寓焉，为僧劝释者半。"僧人"四大皆空"，现身说法，俗人还有何争！以上种种，可见古代官员以教为先的良苦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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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解是古代息讼的主要方式。调解在古代被称为"调处"、"和息"，指在居中人斡旋下，双方均作一些让步，达成和解协议，不再诉讼。史料记载，道光元年至三十年，顺天府宝坻县二十二件完整的户婚田土案件中，调解结案的占十一件，比例达百分之五十。明末广州府推官颜俊彦《盟水斋存牍》判词中"息词"就达八十八件，清代沈衍庆《槐卿判牍》中一百三十五个判例，尽大部分都是既判既息，调判结合。古代这种"由提倡无讼而发展起来的调处息讼，把国家与社会气力紧密结合在一起，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解决民事纠纷的较好的方法，其制度之完备、经验之丰富、实施之广泛，在世界古代法制史上是仅有的"。
以情感化是调解息讼的主要手段。官员通过自身的言行或借助其他方式，使诉讼者内心受到触动，唤起其亲伦之情和知耻之心，反省自身错误，从而互谦互让自动停止纷争，平息诉讼。
亲临现场，借助人格魅力感化。在调处民间争端时，古代司法官员很重视亲力亲为，到当事人中间往考察实情、听取意见。袁守定在《听讼》中讲到："乡党线人之下，必得其情，州县文案之问，未必尽得其情，是在民所处较在官所断为更允矣"。官员"送法下乡"会在当事人心中产生触动，促进案件的和解，由于古代法官作为治内的"父母官"，具有尽大的感召力。官员到现场也有利于有效控制局面，因情制宜发挥劝导功能，这在群体性争讼中犹见成效。《清史稿·翁运标传》记载：运标谒选，得湖南五陵知县。尝有兄弟争田讼，运标方诣勘，忽掩涕。讼者请其故，曰："吾兄弟日相依，及官此，与吾兄别。今见汝兄弟，思吾兄，故悲耳。"讼者为感泣罢讼。 以血缘亲族为媒，唤起亲伦之情。古代州县自理案件，多涉婚、田、继、财，相讼者常为邻人、亲友甚至父子兄弟，因此法官在调解中多以血缘亲族为媒，以期唤起其亲伦感情，谦让和解。如康熙年间灵寿知县陆陇其遇兄弟争财告状，并不用正常诉讼程序，"乃不言其产之如何分配，及谁曲谁直，但令兄弟互呼"，"此唤弟弟，彼唤哥哥"，"未及五十声，已各泪下沾襟，自愿息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