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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致真理，诠释法律的憧憬

2015-11-07 01:03 诠释，固然是诠释者自治的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诠释法律是无目的的。在行为中追求一定的目的，这是人类作为有意识存在动物的一般行动逻辑。更何况诠释法律行为是人类高级的思维活动。成中英曾说：“人类天生有探求真理之欲看。探求真理是人类走出野蛮、塑造文明、超越自我、建立典型的动力。 ”诠释法律的行动，就是要通过对法律及其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和背景的深钻细研、条分缕析，达到对法律的真理性认知。即使由于人们对真理理解的多样性而在客观上人们行为达致真理的进程，甚至人类诠释法律永远达不到对法律的真理认知，但至少它是人类诠释法律的憧憬。　　一、真理的分歧与必要的释义　　什么是真理？这是人类尚未达成共叫、同时也很难达成共叫的。在我国，一些权威的辞书对真理的解释并不相同。《辞海》以为：真理是“对客观事物及其的正确反映。同‘谬误’相对，真理与谬误的区别在于是否正确地反映着客观实际。 ”《大百科全书》以为：真理是“与谬误相对立的熟悉论范畴，指熟悉主体对存在于意识之外、并且不以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实在的规律性的正确反映。 ”显然，前、后者界定真理时对认知对象的确定有所不同。前者的认知对象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而后者的认知对象是“客观实在的规律性”。这种对真理的质的界定之冲突反映了人们在真理题目上的模糊。然而，有关真理的分歧，还主要不是表现在对它的质的界定上的众说纷纭，更体现在有关真理判定标准的莫衷一是和真理界限的莫棱两可。例如，在真理之判定标准上就有感性经验真理观、利益真理观、（交往中的人的）合意真理观、理性真理观、超验（特别是神启）真理观、信仰真理观、主观经验的真理观、实践检验的真理观等等。由于这些不同的真理观直接决定着什么是对客观对象的“正确反映”，因此，也就客观地形成了不同的定性意义上的真理观。至于真理的界限，更是一个言人人殊的题目。在“不可知论”者看来，认知对象既然是不可知的，因此，人们只能因应于对象，而不能能动于对象。这样，只要人能够顺应的法则而生存，就是“真理”。但在“可知论”者看来，人们既然经过自己的努力能够认知对象，那么，真理的界限就取决于人类认知对象的努力程度。人类认知的每一个阶段只表达着“相对真理”，人类认知的全部过程则汇聚成“尽对真理”。　　尽管在真理观上岐见纷纷，以致让人无所适从。但为了在逻辑上更好地论证并理清诠释法律对达致法律真理的憧憬，表达一下笔者对真理的初步的看法，并非多余。　　真理是一个主、客体二分条件下的概念。在主、客体不分的观念中，并不存在什么真理。然而，主、客体的二分，并不能直接决定真理。即真理既不能直接通过主体说明，也不能直接通过客体说明。只有主、客体之间的沟通、中介，才有可能是真理。也就是说：要在主、客体二分的背景下能成为真理的，是主、客体之间的中介。那么，这一中介是什么呢？是上帝的启示吗？我们知道，上帝以及一切神灵只是虚拟的“存在”，谁也无法实证他身在何处、相貌如何、如何启示。是人们内心的感悟吗？在外在对象不加诸主体的情形下主体所感悟的又是什么？这是值得人们怀疑的。是理性或者理念吗？但理性和理念自身是什么，还是题目。它们是超验的终极存在，抑或是经验的认知结果？是客观的精神实体，抑或主观的心理体验……总之，在它们自身还是模糊难辨的情况下，它们也就难以担当中介主、客体的使命。我赞同在主、客体之间当使者的只能是熟悉的结论。即在人类熟悉的中介下，二分的主、客体产生了接触、互动、了解、直到契通。据此，能否这样界定真理？真理是以熟悉为中介而达到的主、客体之间的契通、***状态。假如主、客体之间因熟悉的中介而达到这种状态，就说明熟悉完成了“正确的”中介任务，即熟悉就成为真理；反之，假如主、客体之间并未因熟悉中介而达到契通、***状态，则意味着熟悉在中介过程中出现了偏差，从而熟悉也不是真理。可见 ——　　首先，真理是有关主、客体的关系概念。在纯粹主体的世界里，不存在真理（但有思维）；同样，在纯粹客体的世界里，也不存在真理（但有规律）。只有在主、客体的关系世界里，才存在真理。因此，真理是主观见诸客观、主体见诸客体的概念。惟需继续说明的是：这里的主体，从广义上讲指所有的人，但具体说来，人既可以作为主体存在，也可以作为客体存在，因此，当某人成为他人的熟悉对象时，他便以客体方式存在。这样，在熟悉世界中就出现了主、客体之间的相互转化。　　其次，使主、客体之间达成关系的，是人类的熟悉。没有熟悉的中介，主、客体之间永远以二分的方式存在。它们各自是分离的事物，而不是联系的事物。这里可能会产生一种疑问：熟悉是主、客体之间的中介，那么，实践呢？确实，实践是人类存在的全部外显。也是人与对象的中介。所谓实践，“就是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和所进行的能动地改造世界的一切社会性的客观物质活动”：“实践的基本特点是客观现实性、自觉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 ”“人类存在的矛盾性，从根本上说，就是人类存在的实践性；或者说，人类存在的实践性，是人类存在的全部矛盾性的根源……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哲学的生活基础是人类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 ”假如说自觉能动性是实践的最明显的特点的话，那么，同样，我们也可以说熟悉是实践的核心要素。实践既是检验熟悉是否正确——检验熟悉是否实现了主、客体契通、***的标准，同时也是熟悉本身。不论是物质性的实践活动（如商品交换、物质生产等），还是精神性的实践活动（如、文艺创作等），都贯彻着熟悉在其中的主导作用。实践脱离了熟悉的主导作用，则与动物的活动没有两样。因此，说实践是主、客体之间的中介，即是说熟悉是主、客体之间的中介。　　最后，熟悉固然是主、客体之间的中介，但以熟悉为中介的主、客体关系，并不必然是契通与***的。也就是说，熟悉并不必然是真理。作为真理的熟悉，必须以在客观上能够实现主、客体关系的契通与***为宗旨。这样的熟悉，才算是“正确的”。固然，无论主、客体关系的契通与***也罢、还是熟悉的正确性也罢，都只是一个相对的结论。只要存在主、客体的实际二分、只要存在主体世界与客体世界的客观矛盾，熟悉的正确性就是一个永恒的目标，也是一个伴随人类熟悉的永恒过程。除非主、客体完全合二为一，否则，主、客体无所矛盾的契通与***、从而熟悉的完全正确就永远是海客谈瀛、空中楼阁。　　二、诠释法律之真理的尽对主义观念　　对真理之一般的阐述，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地理解对诠释法律之真理的熟悉。诠释法律能否达到真理？这与前述人们对人类熟悉能否达致真理大体上是同样的道理。一般地说，诠释法律的真理观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诠释法律之真理的尽对主义观念和相对主义观念。这里先来探讨前者。　　所谓诠释法律之真理的尽对主义观念，是指通过主体诠释法律的行为，人们的主观熟悉可以由法律现象进进法律的本质世界；可以通过语言和文字描述或表述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可以寻求到法律赖以存在的社会—物质基础。即使法律是无穷丰富的，但人们诠释法律的行动也是无穷的。只要坚持不懈地诠释法律，就能使诠释法律达致真理的境地。　　诠释法律能否达到尽对的真理，往往取决于人们对法律的界定。那些把法律界定为人类理性的思想家们所持的一般是法律的可知论。在他们看来，法律不但是可知的，而且诠释法律的结果还可以达到尽对真理。在西方，自柏拉图以来，就形成了一条一以贯之的所谓“理性主义的熟悉路线”。到近代以来，理性主义（唯理论）与经验主义（经验论）的分歧和论争构成百花斗艳的欧洲哲学的主旋律。这种情形，一直影响到思想的发展。例如，从胡塞尔—加达默尔—哈贝马斯等欧陆哲学家，到罗尔斯—诺齐克—哈耶克等英美哲学家，都大致恪守着理性主义传统。而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者们却以“经验”解构一切崇高和理性，放逐一切确定和权威。那么，究竟什么是理性？对此，我国有位学者从本体论、熟悉论、价值论和人的行为方式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证，以为：“在存在论的意义上，理性或与物质性相对应，或与动物性相对应，指的是一种特殊的实体，这种实体有非凡的特质”：“在熟悉论的意义上，理性首要地是指人所特有的超越一切动物水平之上的熟悉和适应环境的能力的总和”：“在价值论的意义上，人类对四周环境的反应不仅仅是为了生存，人们还希看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在人的行为方式意义上，理性表现为人的自我约束能力。 ”应当说，这是对理性的一种较为全面的解释。　　上述理性主义传统及其理性观念对人们法律观的影响是巨大的。从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中经卢梭、黑格尔，直到现代价值法学的代表人物——富勒、德沃金，新法学的代表人物哈特，以及对法律有深进论述的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等，他们的法律观念都渗透着理性主义精神。他们都相信人们通过诠释法律，能够获知法律的真谛。　　在这里首先要提到德沃金，这不仅由于他主张诠释法律可获知尽对性的真理，而且由于他是现在仍健在的在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法哲学家。他以《法律帝国》一书驰名于世，《认真地对待权利》一书更使他申明益著。他的最新著作《自由的法律：美国宪法的阅读范型》，已引起广泛的关注。在德沃金看来，解释法律不是要看表面的法律规则，也不是看一个个具体的判例，而是要透过这些规则和判例发现具体法律背后所隐含的潜伏的原则。他指出： “……法律是一种阐释性概念”：“法律的一般理论肯定是抽象的，由于他们旨在阐释法律实践的主要特点和基本结构而不是法律实践的某一具体方面或具体部分。除了抽象性之外，它们是建设性的阐释：它们力图充分地说明整个法律实践，同时还力图在探明法律实践和对这种实践的最佳论证之间保持平衡……法哲学家们对任何法律论证必须具备的一般要素和阐释基础展开争论……任何实际的法律论证，不论其内容多么具体和有限，都采用法所提供的一种抽象基础…… ”有学者在论述德沃金的“法解释观”时说：“德氏却指出，假如法官能够把握法律的原理，采用‘建设性解释’的，追求‘整正当学’的理想，他便能找到正确的答案：这是他在法律上和道义上的义务，这义务是对他的裁量权的有力约束”：“建设性解释的目的是建构一套理论，一套能为现有的、法律制度和实践的整体及它的过往和未来提供最佳的说明、证成和依据的理论。 ”　　哈特是新分析法学最负盛名的学者。《法律的概念》是他在法哲学方面的代表之作。他以为，法律是确定性的事物，诠释法律就是要寻求法律的确定性。他把“承认规则（rule of recognation）”作为国家法体系的永恒基础。所谓“承认规则”，是用来消除主要规则不确定性缺点的办法。“通过承认规则的承认，即授权，主要规则才取得了法律效力。 ”即使主要规则——义务规则具有某种不确定性，也可以通过次要规则——承认规则、改变规则（rule of change）和审判规则（rule of adjudication）来补充。法律就是主要规则（又称第一性规则）和次要规则（又称第二性规则）的结合。可见，哈特关于诠释法律的真理，就是寻找法律确定性的机制——主要规则和次要规则结合的机制。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确当代代表，哈贝马斯首先是哲学家。作为哲学家，政治哲学和法哲学是他研究的重要内容。《在事实与规范之间》是他在法哲学方面的代表作。他以“理性的对话”理论作为其全部哲学的基础，夸大在立法领域要建立***的立法程序，而这种立法程序又是建立在理性的对话基础上的。这样，他就把法律视为对话参与者的文本。法律的真谛就在于理性的对话者的参与。诠释法律不可避免地要追究法律规范背后的理性对话的事实。因此，哈贝马斯以为通过理性的对话，可以使诠释法律达到真理境地。　　诠释法律之真理的尽对主义观念，在各个不同的学者那里，给出的尽对标准不尽相同，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承认诠释法律可以达到尽对真理境地。在一定意义上讲，诠释法律之真理的尽对主义观念毋宁是一种设定法律理想的诠释理论。　　三、诠释法律之真理的相对主义观念　　20世纪以来，随着革命的继续发展、完善和科学技术的迅猛传播对社会进化的深刻影响，也随着政治、、文化的跨国界的交流（交换）和全球性题目的出现，人类事务中的不确定性因素显得更为突出。这就是形形色色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在19世纪勃兴之后，在这个世纪又继续发展的原因。即使法律，也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不确定性事务，相反，无论从一个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判决讲，还是从国际交流的对照中，人们不时发现法律自身的不确定性。于是在观念上，法律是“地方性知识”、“法律多元”、“活法”、“行动中的法”等诠释法律不确定性、相对性的概念不胫而走 .　　诠释之真理的相对性、有限性，早在古代思想家哪里就存在。其中在古代思想家中，庄周的法律虚无主义，看似夸大以“道”为根据的无为而治，从而似乎在更高的层次上诠释法律。事实上，他是对人类法律价值的否定，夸大人们要“尽圣弃智……殚残天下之圣法。” 由对法律及其它人类创造的一切文化、物质财富的否定，庄周事实已自觉进进熟悉（包括诠释法律）的相对主义。近代以来，诠释法律之真理的有限性，随着人们对法律之视界的进一步扩展而凸现出来。此时，对法律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神秘的古代“法”或“神法”的羁绊，而进进到人文的观察视角。特别是法学派关于法律就是“民族精神”的界定，使古代思想家们深信不疑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律观受到严重的挑战。从而，诠释法律之真理的相对主义观念有了“法律”自身的根据。　　随着法学、法社会学、法文化（人类）学的，人们对法律的认知视域更为宽广，这不但向无所不在的自然法发起了挑战，同时也使规范法学所青睐的国家实在法碰到了麻烦。在那里，法律不再是（或不仅仅是）国家的实在法，而且还包括了一切“活法”或“行动中的法”，因此，只要是能在人们的交往行动中实际地起到规范人们（社会群体）行为的规则，就是法律。举凡民间法、宗教法、原始部落的习惯法以及“活的”国家实在法，都是法律。因此，在一个国家中，法律是多元的；在全球范围内，法律更是多元的。没有同一的法律，法律只能是“地方性知识”。　　由于对法律的界定的变化，诠释法律之真理的相对性就更成自然。假如套用一部书名，诠释法律的真理就成了“谁家的诠释法律？诠释法律的何种真理？ ”特别是以卢埃林和弗兰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法学、以昂格尔为代表的批判法学和以波斯纳为代表的分析法学，把法律的不确定性推向了极致。在卢埃林看来，法律就是官员用以解决纠纷的行为。“那些负责做这种事（指解决纠纷——作者注）的人，无论是法官、警长、书记官、监视职员和律师，都是官员。这些官员关于纠纷做的事，在我看来，就是法律本身。”弗兰克则以为：法律就是对法官判决的猜测，因此，不确定性是法之永恒的特征。“关于法律精确性的种种可能情况的流行观念是建立在一种错误的概念上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曾经是，现在是，而且将永远是含混的和有变化的。 ”昂格尔等批判法学的代表人们，夸大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不确定性，从而法律及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是不确定的。法律既不能从历史发展进程中找到客观性，也不能从特定社会需要中找到独立性，它只是冲突的社会团体及各种社会势力间的斗争结果。以波斯纳为代表的经济分析法学在法的确定性、客观性题目上与现实主义法学和批判法学一脉相承，夸大在一个经验多元的社会里，不可能存在整洁的、确定的和客观性的法律 .　　到当代，在西方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所谓后法学。该法学流派全面解构自古而然（特别是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法观念，对法律的至上性、确定性、自治性和一致性提出了全面的怀疑和挑战。以为：“第一，理性的个人作为自治的法律主体并不存在”：“第二，现代社会的‘进步’是虚幻的”：“第三，法律的普遍性是虚拟的‘宏观话语’”：“第四，法律中立的原则仅仅是一种假设。”如今，后现代法学已经形成在和观点上相互支持的三大流派，即激进女权主义法学、法律与文学运动和批判种族主义法学。可以说，在后现代法学那里，除了法律不客观、非确定、难中立等是确定的真理外，就不存在诠释法律的真理。诠释法律就是进行法律的解构，而不是达成和实现什么真理。　　综上所述，既然法律本身是一个多样性、变动性、不确定性的存在，那么，诠释法律终极得出何种结论，则完全取决于诠释者所和诠释的究竟是何种法律。诠释法律者不可能事无巨细地了解多样的、变动的和不确定的法律世界，同样，也就不可能通过诠释法律而得出法律的整体性的、尽对的真理。换言之，诠释法律者只能得出关于法律的相对真理；诠释法律行为本身的真理性也是相对的。假如说存在诠释法律的尽对真理，那只能是指法律的多元性、变动性、不确定性和非中立性。然而，我们知道，在诠释法律之真理的尽对主义者看来，这些属性都只是相对的结论，而不是终极的和尽对的真理。　　四、法律，存在的真理和诠释的真理　　通过前述两个题目的论证，不难发现，法律真理题目，有两方面的。其一是法律自身的真理题目；其二是诠释法律的真理题目。我把前者称为存在的真理，而把后者称为诠释的真理。诠释法律的真理题目和法律自身的真理题目固然具有一定的关联，但并不必然具有关联。说两者有一定的关联，表现在假如法律充分地体现出真理性，那么，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诠释者诠释法律的后果，诠释者可能更多地对法律作出积极的评价和描述；反之，假如法律缺乏真理性，对诠释法律者的影响也许更多地是负面的，诠释者对法律的抨击和批判也就在所难免。说两者间并不必然地具有关联，是由于诠释法律者在诠释具有真理性的法律时，所得出的结论未必一定是真理；同一道理，当诠释者在诠释不具有真理性的法律时，所得出的结论也未必一定是反真理的。其原因在于从诠释法律的视角看，法律仅仅是诠释法律行为的对象。作为熟悉对象，人们在诠释它时可能揭示其真理性或非真理性的内容，也可能忽视它的真理性或非真理性的内容。　　弄清了法律真理题目中存在的真理和诠释的真理之间的一般关系，有利于我们再来分别地研讨存在的真理和诠释的真理。　　在法律真理题目中，所谓存在的真理，是指立法（法律文本 ）自身所内含的真理性。也许人们会问，既然法律是诠释法律的对象（或主要对象），法律就是一种外在于诠释者的存在，就是诠释法律行为的纯粹对象，它的真理性自何而来？　　我们知道，法律是立法者熟悉的结果，是立法者对社会存在、社会需求、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纯粹的客观对象所认知的文本。作为立法者的熟悉成果，法律自身是主观能动的产物。这样，就必然存在着立法者的熟悉成果是否客观地反映了社会主体需求、社会存在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要求等题目。假如反映了，法律就具有真理性，否则，法律就不具有真理性。人类的法律史一再表明，立法既可以极大地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例如资本主义的兴起就是与新兴的资本家阶层对立法的要求和对法律的重视不可分割的；但同时也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人们对繁法酷吏的抨击就表明法律为恶的可能。正因如此，在思想家们的笔下，才有善法与恶法之分。回到我所论述的主题，可以以为，善法就是那些具有真理性的法律，而恶法则相反，不具有真理性。对此，或许有人会提出反驳，由于善法、恶法题目是法的价值概念和判定，法律是否真理则是个事实判定。真理的法未必一定带来善，即善并非一定是真理；谬误的法也不是一味带来恶，即恶并非一定意味着谬误。真理与谬误和善与恶之间并不必然形成对应关系，在很多情况下是交叉关系。我要说，这种反驳确实是有道理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具体到法学通常所讲的善法与恶法中，其价值判定当中已经分别包含了真、假的内容。法律是人文—社会现象，善法作为一个人文—价值判定，所表现的不仅是意义上的真理，而且还有人文意义上的人们的需求和接受。　　所谓诠释（法律）的真理，是指诠释者在以法律及其存在的根据为对象的研究中，通过对法律现象的描述而揭示的法律发展的规律性题目。它与法律自身真理的不同之处主要有如下三方面：第一，前者一般是个体化的诠释，即诠释的真理所反映的是诠释者个体对法律的认知结果。而后者总是集体的诠释。这也许会引起一些误解，由于我们熟悉，在独裁“国王就是法律”。但我要说的是，即使在那个时代，立法尽不是国王一人的事，法律文本更不是国王一人所书写，相反，任何一部法律，都凝聚着众人聪明。并且一般地说，法律的真理程度越高，凝聚的众人聪明也越多。至于***时代的立法，更体现着集体的诠释。第二，前者诠释的是法律及其背后的决定因素，而后者诠释的却是社会存在、主体需求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前者是“关于法律”的真理，后者是“通过法律”的真理。第三，前者的文本形式不拘一格，每一个诠释者究竟采取何种文本形式（语言文本、文字文本，论文体文本、散文体文本等等）完全取决于其习惯、爱好或需求。而后者只能以严谨的规范文本形式表现。不论是成文法，还是判例法，都是以规范的方式来表达真理的。两者区别的梳理，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什么是诠释（法律）的真理。　　法律真理的“度”，不论是法律自身的真理，还使诠释法律的真理，都可用我们熟悉的观点——尽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来说明。法律自身的真理，在该法律产生或形成的特定的时代区间和文化区域中具有真理的尽对性，它是人类规范活动的制高点；但跨越了特定的时代区间和文化区域，法律自身的真理就只具有相对性。它不可克服地具有立法者熟悉的时代局限和文化局限，甚至它还有可能反映立法者的价值关注局限——由于现实的立法——要么是主权者的命令，要么是“代议”的结果，所以，它远不是公共选择的结果。诠释（法律）的真理，也反映着并且只能反映着个体解释者在特定的时代基于他特定的理解而形成的真理性。任何一位诠释者，都是特定时空中的诠释者。他可以具有穿透时空的解释，但他自身并不能穿透时空。因此，他不可能总是作出穿透时空的解释，它的既有的“穿透时空的解释”，也只是一个比喻的说法，由于总有事（时）过境迁的时候。　　五、法律真理的永恒间隔与永恒的诠释　　自以上的论述可知，不论是存在的真理还是诠释的真理，既不能穷尽对社会存在、主体需要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熟悉，也不能尽知法律及其背后的决定机理。因此，法律真理既是现实的，同时也与人类具有永恒的间隔。为什么这样讲呢？这需要深进到人——立法者与诠释者——及其熟悉对象的存在特征中往。　　从主体及其熟悉的存在特征看。人是熟悉的主体，熟悉是沟通主体和客体关系的桥梁。真理就体现为主客体关系通过熟悉的契合、融通、***。在存在方式上，人的时空是有限的。这对于个体人而言，固然如此；对于“类”存在的人也照样如此。也就是说，作为“类”存在的人，其时间界限并非“生生不息”，其空间界限也非“无处不在”。但反观人类熟悉对象的特征，却在时间上“无始无终”，在空间上“无穷无尽”。因此，以有限的人类存在往熟悉无穷的存在对象（包括法和法律——自然法、宗教法、民间法和国家法——存在），人类熟悉的真理性只能是有限的。所谓尽对真理永远和人类存在间隔。　　对于立法者和诠释法律者而言，立法者对人类存在方式、需求方式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方式的认知，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近似的，而不能是复写的、全真的。因此，其立法的真理性也就是相对的。对于诠释者而言，法律的复杂的、多样的存在特征，也使其只能只能通过不断的努力，使其诠释接近真理。法律真理的彼岸是永恒远远的，因此，人们诠释法律、追求法律之真理的行动也是永恒的。无论法律的尽对真理还是诠释法律的尽对真理，都将是人类永恒的追求过程。它的实现，也许如《红楼梦》所言，是“好即了、了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