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三十年：我国贿赂犯罪立法的回顾与前瞻(5)
2016-03-14 01:00
导读：应当说，廉政账户制度本身存有一定的公道性，但实践中该制度的设计与刑法的基本原理相悖，对刑事法治的冲击极大。在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对廉政
应当说，廉政账户制度本身存有一定的公道性，但实践中该制度的设计与刑法的基本原理相悖，对刑事法治的冲击极大。在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对廉政账户所引发的“收受财物后退还或者上交的行为”应如何认定的争议一直延续下来。对此，“两高”在2007年7月《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题目的意见》中区分两种情形做出了规定：国家工作职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贿；国家工作职员受贿后，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者上交的，不影响认定受贿罪。我们以为，这一规定是公道的：对于前者之所以不认定受贿，是由于难以认定行为人主观上的受贿故意；而后者从法律上讲受贿犯罪行为已经实施完毕，行为人主观上也没有悔罪的态度，于法于理均应依照受贿犯罪定罪处罚。
（四）“性贿赂”之争：贿赂内容的界定与选择
在不断出现的新的***形式中，涉及权色交易的“性贿赂”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刑法学界就针对性贿赂是否应当纳进刑法规制进行过讨论。1997年修订刑法时，个别学者再度呼吁将性贿赂行为规定为犯罪，但立法者考虑到此种行为进罪与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观念冲突较大，也与贿赂犯罪立法的整体设计不相一致，司法操纵层面上难度较高，故未加以采纳。由于“性贿赂”的危害巨大，且近几年又有愈演愈烈之势，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法学界呼吁对性贿赂进行刑法制裁的呼声有日趋强烈之势，并引发了媒体与社会各界的关注。 一些全国人大代表亦曾两次提出增设“性贿赂罪”的议案。2000年3月，赵同等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出了设立“性贿赂罪”的议案，2002年3月，翁维权等36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出增设“非财物贿赂罪”的议案……综观近年来有关权色交易题目的讨论，对于权色交易在危害后果上与权钱交易别无二致、甚至更为恶劣的判定大家并无争议，但对于此类行为是否需要纳进刑法规制，形成了“肯定说”与“否定说”两种对立观点。而基于我国刑事政策和贿赂犯罪整体“计赃论罪”的立法架构，立法者对贿赂内容能否包括性行为等非物质性利益始终持谨慎与否定的态度。
中国大学排名 实际上，从已发生的若干起具体案例情况看，性贿赂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付费型的间接性贿赂，即出钱请第三者，通常是卖***职员向受贿人提供性服务，出钱者获取利益；或者受贿人包养“情人”的花费均由行贿方负担；有的是直接性贿赂，即行为人自己直接向受贿人提供性服务，获取利益；有的是间接性贿赂，即与第三者共谋，由第三者向受贿人提供性服务，获取利益。我们以为，上述第一种情况与受贿人收受金钱后，自己往***娼或者包养“情人”并无二致，是权钱交易的一种特殊形式，应该认定构成现行刑法中的贿赂犯罪。司法实践中也已出现了将***娼资费计进受贿数额的判例。 对于后两种情况，依照目前刑法显然无法加以规制，只能按党纪、政纪处理。所以，人们更关注的是从应然角度探讨后两种情形进罪处罚的可能性。
此外，在我国刑法惩办贿赂犯罪的发展进程中，还有一些典型的案件事例值得回味，囿于篇幅所限，我们再扼要地回顾一下陈晓受贿案 。该案引发有关“事后受财”是否构成受贿罪的争议，即事后受贿是否必须以事先约定为条件。这一题目曾在当年引起学界的广泛讨论，至今仍未完全平息。该案先是被安徽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为事后收受财物行为，因没有事先约定而不构成受贿罪。案件在被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后，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又做出了构成受贿罪的判决。针对事后受贿题目，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7月做出的《关于国家工作职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离退休后收受财物行为如何处理题目的批复》规定：国家工作职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请托人事先约定，在其退休后收受请托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以受贿罪定罪处罚。我们以为，事后受贿行为实际包括四种行为：一是事先有约定的事后受贿；二是事前无约定的事后受贿；三是事前有约定的职后受贿；四是事先无约定的职后受贿。最告人民法院的《解答》实际上只回答了后两种行为的处理，对前两种在行为人离职前收受贿赂的行为并未作为明确规定，从而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事先无约定的事后受财行为是否构成受贿仍有较大争议。三、鉴戒与发展：全球化背景下的贿赂犯罪立法趋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