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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年中国留日学生“黄帝”之再造——排满

2017-06-14 01:34

【内容提要】清末，排满情绪席卷中国，导致明确的汉族民族认同的兴起。中国近代黄帝崇拜及画像的出现乃系1903年崛起于东京，而当时的黄帝是以出生于远古西方的巴比伦，率领后来成为汉族的原始部落民千里迢迢迁至中国的英雄姿态出现的。本文从历史角度对其饶有兴味的前因后果进行了考辨。
【摘 要 题】思想·文化
【关 键 词】黄帝/肖像/民族
【正 文】
　　　　1、序言——排满主义和黄帝
清末，尤其在最后10年的革命热潮之中，“排满”口号影响之大，流传之广，举目皆彰。清末革命运动之目标若仅限于推翻专制王朝体制，建立共和制政府，不难想象作为革命果实的中华民国之成立将会大大推迟。清末革命运动之所以深入人心，迅速壮大，很大程度应归功于在运动中植入的讨伐满族虐政、光复汉族统治的“排满种族主义”。（注：章开沅：《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动员：以“排满”宣传为实例》，《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5期。清末民初的汉族和满族关系详细论述的新著有：EdwardJ. M. Rhoads, 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ina, 1861-1928(Sc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1907年，杨度目击革命运动的高昂之时曾评论道：“排满革命4字，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注：《杨度致梁启超函（1907年）》，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398页。）当时的排满主义狂潮，借此可略窥1斑。
排满情绪席卷中国，乃于17世纪中叶的满族征服之初，而非始于清末。例如，记录了清兵在征服中国关内疆域时大肆杀虐之暴行的《扬州10日记》及《嘉定屠城纪略》，作者笔端饱含民族憎恶感情。这两册书尽管被清政府列为禁书，但仍在整个清朝统治期秘密流传于民间，不断刺激着汉族人民的复仇情绪。果然，孙中山等清末革命活动家最初作为革命宣传材料所利用的，就是这些书籍。（注：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第10页。关于辛亥革命期的宣传活动，可参照小野信尔：《辛亥革命と革命宣传》，小野川秀美、岛田虔次编：《辛亥革命の研究》筑摩书房，1978年出版，第37-88页，以及小野和子：《孙文か南方熊楠に赠つた《原君原臣》について[关于孙中山赠送给南方熊楠的《原君原臣》]》，《孙文研究》第14号，1992年。）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末革命家堪称清初反清民族主义者的后裔，但他们并未满足于仅仅趋鹜两百年来之反满情绪。区别清末与清初的排满论，可依据两者的诸多差异，其中之1便是前者所持的浓厚“科学”色彩，即指出“汉族”、“满族”之差异根源于“人种”不同的近代人类学（按现时的说法，应为体质人类学或是人种学）的登场。

将世界人种分别为5类（高加索人种〈白人〉、埃塞俄比亚人种〈黑人〉、蒙古人种〈黄人〉、马来人种〈褐人〉、美洲人种〈红人〉）的西方近代人类学知识的介绍，始于19世纪后期。此后日本、中国等东亚的先进知识分子纷纷试图借此方法来解读世界的现状及未来，清末的革命活动家亦不例外。当时人类学的普遍说法，将汉族、满族作为蒙古人种的分支，定位于不同“种族”。此分类为革命派排满主张恰好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注：关于排满革命论和中国近代人类学诞生关系的论述，可参照石川祯浩：《辛亥革命时期的种族主义与中国人类学的兴起》，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以及Ishikawa Yoshihiro,　"Anti-Manchu Racism and the Rise of Anthropology in Early 20th Century China," Sino-Japanese Studies, No. 15, April 2003。）即满族不仅是文字风俗相异、文化程度低下的蛮族，根本上与汉族源于不同的种族，故理所当然应被汉族所驱逐和摈斥。邹容所撰《革命军》，堪称清末最为普及的革命宣传小册子，其中的主张正是这1典型之例。
此外，清末同清初排满主义的另1个显著差异在于：清末的排满主义，导致了明确的汉族概念——亦可说是作为汉族的民族认同——的兴起，和以汉族为核心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之构想圆融无碍、浑然1体。革命后诞生的中华民国，因为将其自身重新定义为包括满族在内的多民族国家，故对于汉族民族主义的过度强调，至少在形式上1直被讳避，而另1方面，活跃于革命阵前的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曾构想以居于本土108省的汉族为核心的单民族共和国的蓝图代替以满族为支配民族的多民族帝国，却也是事实。（注：深町英大：《中华民国成立期の国家统1问题——多民族支配の正统性》，《中央大学论集》第18号，1997年；江田宪治：《中国におけゐ诸民族统合の课题——辛亥革命期の论争中心》，《京都产业大学世界问题研究所纪要》特别号，1998年：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の研究》多贺出版，1999年出版，第52-74页。）20世纪初叶，在排满主义的洪水猛兽之中，“汉族”作为1个拥有“想像”上共同祖先的假想的血缘集团迅速诞生，既而刺激和鼓舞汉族民族主义的诸多工具亦相继出台，也正说明了这1点。（注：关于此点，坂元弘子：《中国民族主义の神话——进化论·人种观·博览会事件》（《思想》第849号，1995年），以丰富的论据，提示了饶有兴味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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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多酿铸汉族民族主义的工具中，近年来尤以传说中的汉族之鼻祖、即中国最初的帝王黄帝，倍受学者关注。虽在以《史记》为首的历代古典史书中，作为中国文明之始祖屡被提及，但在漫漫历史长河之中，黄帝这个人物却1直隐晦不彰，未唤起世人关注。直到20世纪初叶，排满革命论潮席卷全国之时，作为汉族之始祖的黄帝倍受瞩目，大放异彩，重为世人所乐道。换言之，试图借助人种学的知识，从历史角度证明满族为有别于汉族的异族，从而煽动反满情绪的革命派人士，转而也不得不明示汉族为何人，最后只能着眼于汉族之共同始祖“黄帝”。
中华民国成立后，虽汉族民族主义的公开颂扬被讳避，黄帝的定义也因此从之前所谓“汉族的伟大始祖”，成为“中华民族”的始祖，经历立场的微妙变化，但黄帝作为中华民族主义之象征、崇拜对象这个事实丝毫未易。时至今日，位于陕西省黄陵县桥山曾为荒山的1所被称为黄帝陵所在之处，历经民国期间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数次修缮、拓宽工程及国家领导人莅临视察，已成为1处规模宏伟的庙宇纪念堂兼观光胜地，华侨归乡访问团等参观者络绎不绝，盛况空前。此景可与日本败战前的神武天皇——传说中的第1代天皇——及其陵墓（或是供奉神武天皇的檀原神宫）所受之垂青相媲美。（注：高木博志：《近代におけゐ神话的古代の形成——亩傍山·神武陵·橙原神宫，3位1体の神武“圣迹”》人文学报第83号，2000年。另外，关于黄帝及黄帝陵的资料集，可参考张岂之主编：《5千年血脉——黄帝及黄帝陵史料汇编》西北大学出版社·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3年出版。）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对于清末的黄帝崇拜和反满民族主义两者之关系，此前学术界有较丰富的研究积累，尤其是对以传说中的黄帝之即位年（或是诞生之年）为基准的黄帝纪年法的出现，展开了详尽论述。（注：陈旭麓：《清末革命党人的纪年》，《近代史思辨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竹内弘行：《民初纪年考》，《中国研究集刊》第7号，1989年；竹内弘行：《清末の私纪年について》，《名古屋学院大学论集》第31卷第1期，1994年。）此外，文化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以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霍布斯鲍姆(Eric　J.Hobsbawm)的《被发明的传统》（注：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1983)，汉译本：《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EricJ. Hobsbawm, Terence O.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为理论依据的诸多解释尝试。这些最新的研究指出，黄帝崇拜的出现，属于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集体忆念的构筑过程，黄帝像是民族认同的凝缩象征，而围绕黄帝的诸般事象，应理解为“民族的神话”。（注：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8号，1997年；孙隆基：《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这些论述是否确然无隙，暂且不去讨论。然诸端文化史之研究，虽指出黄帝崇拜的出现乃是近代的民族国家创始期必然产生现象之中国版，所憾未能明确论述黄帝像于特定年份、特定场所，以及以特定形式出现之前龙后脉。中国近代的黄帝崇拜及画像的出现，1903年崛兴于东京之壤，而当时的黄帝是以出生于远古西方的巴比伦，率领后来成为汉族的原始部落民千里迢迢迁至中国的英雄姿态出现的。这些引人兴味的前因后果，盘根错节，单凭“民族的神话”理论无以诠释，因此，历史角度的考辨自然成为必要的课题。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2、黄帝像的出现及其发展
如前所述，中国近代黄帝崇拜的出现及其画像——在此统称为“黄帝热”——始兴于1903年的东京。具体说来，“黄帝热”的兴起可观于如下诸方面：1.采用黄帝纪年刊物的出现；2.黄帝肖像画的制作及流传；3.有关黄帝事迹论说的出版等。关于第1点，已有诸多研究积累明确论述，兹不赘论。在此只须指出，采用黄帝纪年此举，于当时蕴含不奉清王朝正朔之意，表明了明确的排满革命信念。
首揭黄帝纪年的刊物乃是留日江苏同乡会于东京发行的《江苏》月刊杂志。创刊于1903年4月的《江苏》，未经任何解释，从第3期（同年6月）起，就将其底页发行日期，从此前的“光绪2109年”，变更为“黄帝纪元4千3百9104年”。此外，与之同时（1903年7月11日），刘师培发表题为《黄帝纪年论》1文，刊登于上海的报纸《国民日日报》，他在力说采用黄帝纪年益处之同时，不忘将文末执笔日期记为“黄帝降生4千6百1104年闰5月107日”。此说1出，各方景从，黄帝纪年虽1直残留着称呼及起始年代的模糊性，《浙江潮》、《210世纪之支那》、《黄帝魂》、《醒狮》、《民报》等刊物，却相率沿此纪年，后又被援用于武昌起义后革命政权的布告之中。（注：关于清末的各种黄帝纪年的论据、论争以及其出现和消失经过，前述竹内弘行：《清末の私纪年について》不乏诸多卓见。）
此外，上文提及的开创黄帝纪年使用先河的《江苏》第3期的卷头，同时还登出了黄帝的写实画像（“中国民族始祖黄帝之像”，参照【图1】），这1点也说明《江苏》在“黄帝热”中的先驱作用。印有黄帝像书页的背面，更附上赞辞（无署名）：“帝作5兵，挥斥百族，时维我祖，我膺是服，亿兆孙子，皇祖贰兹，我疆我里，誓死复之”。因黄帝本为无从考稽之传说人物，其黄帝肖像自然乃基于空想所绘，但这幅相貌堂堂的黄帝像，似乎远比其他黄帝像更受当时中国人的青睐，不仅迅速为《黄帝魂》（1904年1月）、《国粹学报》（第3期，1905年4月）等所复制及转载，更被原样袭用于中国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的创刊号（1905年11月），可以说成为清末革命派公认的黄帝像。（注：正确说来，《国粹学报》《民报》的黄帝像是《江苏》揭载的完全复制，《黄帝魂》的则是以《江苏》版为描本的粗劣临摹。）对于清末革命家来说，最为熟知的就是这幅写实风格的黄帝像。
附图
图1
在此有必要将黄帝的各种肖像画进行1下分类。上述《江苏》第3期中的维妙维肖的黄帝像流传于世之前，在中国广为传布的黄帝形象多为线条构图，让人联想到中国历代之皇帝像，譬如明代的博物图鉴《3才图绘》中出现的画像（见【图2】）。与之相比，清末的两大类黄帝像，愚见以为均出自于日本的东京。1类是前文所提由《江苏》率先刊登，继而为《黄帝魂》、《国粹学报》、《民报》所转载的佩戴玉冠的写实风格的黄帝像，另1类则是模拟武士立像的线条画黄帝像。后者的典型可见于《210世纪之支那》第1号（1905年6月）卷头所揭的“中华始祖黄帝肖像”（见【图3】）。《210世纪之支那》创刊于东京，创办者是宋教仁、程家柽、陈天华等早期的革命家。虽然该杂志仅出1期就夭折，但成为后来《民报》的前身。关于《210世纪之支那》中黄帝像的由来，在杂志创刊者之1宋教仁的日记《我之历史》中可见若干记述。正值宋着手于《210世纪之支那》的创办准备工作之时的1905年1月26日的日记中，记述了宋拜访1友人时的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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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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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10世纪之支那》第1期，1905年6月
见彼处有《警世钟》数册，余遂取1册，摘其开始所印之黄帝肖像，将为插入杂志之用。（注：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卷，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第512页。）
这次拜访后历经半月，宋把这幅黄帝像付印。（注：《宋教仁集》下卷，第515页。）根据宋教仁的这本日记，可知《210世纪之支那》中的黄帝像，即武士立像的线条画，源于此前的《警世钟》，即被冠以“革命党大文豪”之称的陈天华——1903年4月来日——在1903年秋冬之际于东京刊行的革命宣传小册中添附的肖像画。此外，因为可以确认陈天华先于《警世钟》发行的《猛回头》（1903年夏天刊行于东京）的卷首，曾插入《黄帝肖像后题》1文，由此可得出结论，该画像应该在《猛回头》出版之前就已作成、印刷。（注：《猛回头》、《警世钟》两者现在均收录于《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关于刊行时期等书志情报，笔者参照了该书的编者注，但理应包含在小册子原件中的黄帝肖像等图板，没有收录在此文集之中。）关于这1点，遗憾的是无论《警世钟》，抑或《猛回头》，我们都无法从这些当时风靡1时的原刊按图索骥，故不能妄下定论，但至少有1点可以确认：这个武士立像的黄帝像，同《江苏》刊登的写实画像两者乃几乎同时出现于1903年的东京。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然而，这个武士立像的黄帝像，却未被继《210世纪之支那》之后创刊的《民报》所采用。如前文所述，刊于《民报》卷头的乃是《江苏》系列的写实风格的黄帝像。（注：陈孟坚：《民报与辛亥革命》上卷，正中书局，1986年出版，第408-411页的“民报所刊图画来源的查证”是唯1可称之为关于《民报》所采用的图像的专章。该文称，《民报》所载的黄帝肖像乃沿袭于《210世纪之支那》。但是，如【图1】【图3】所示，实际两者大相径庭，相去甚远。）秉承《210世纪之支那》的《民报》，却刻意摒弃原刊固有之黄帝像，另择他篇，这说明《民报》的编辑们，即中国同盟会的领袖们，比起勇猛威武的线条画武士像，更钟爱于仪表端正的写实风格的黄帝画像。对写实风格黄帝像的偏爱，反映了革命人士在把近代的英雄风貌寄附于远古人物时的1种态度，或者是1种审美观。清末时期，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新旧象征的黄帝写实画及线条画并存的局面，至此正式宣告结束，写实风格的黄帝画像作为清末革命家心目中的共同形象，确立了其不可撼动的地位。
以上便是清末黄帝像的大致沿革。那么这两种画像意匠的创作脉络如何呢？因为是黄帝这个神话中人物的风貌，定为想象力丰富人物所绘，但无论是线条画，或写实画，都无法找出线索稽考流传至今的黄帝像的作者。但是其中《江苏》系列的写实风格的肖像则可能模仿当时在日本泛滥成灾的富豪、显贵肖像画。
总之《210世纪之支那》（或者是陈天华的革命宣传小册）中所援用的线条画黄帝肖像的出典，不仅生动地再现了1903年东京留日学生的救国运动转矢于明确的反清革命运动之经纬，更1举明示了成为议论之鹄的的《江苏》第3期，忽揭载黄帝像及黄帝纪元，点燃“黄帝热”之火的事实起源。这里有1幅图像可供参考（【图4】）。这是2001年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的大型图片资料集中所揭，恐怕为中国首次披露的“军国民教育会会员徽章”的图片。（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编：《辛亥革命大写真》下卷，湖北美术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602页。）左面的徽章正面刻有“轩辕氏[黄帝]之像”，中央是黄帝像的浮雕。右侧的徽章反面中，可辨识出“帝作5兵　挥斥百族　时维我祖　我膺是服”之赞文。这幅黄帝的浮雕像——无论从纶巾，还是斧戟、佩带、介胄——1眼便知和《210世纪之支那》（【图3】）的线条画黄帝像同出1辙。（注：【图5】的雕像只能辨识面向左侧的脸部，这是因为右半部分磨损，实际雕像脸部应面向正面。）此外，徽章反面“帝作5兵……”的赞文，和《江苏》载有黄帝像1页背面赞文的前半部分也分毫不爽。
附图
图4　军国民教育会会员徽章
以黄帝的纪念牌为徽章的军国民教育会，前身乃是留日学生1903年4月末于东京结成的拒俄义勇队。因遭日本当局的干涉，同年5月11日经改名及重组，虽历经诸多迂回曲折，但却是1个成为后来的中国同盟会源流之1的爱国民族主义团体。（注：义和团事件後，报纸报道了驻扎在中国东北的俄国军队不予厉行原定于1903年4月的撤兵计划，对此义愤填膺的留日学生于4月末决定设立抵抗俄国的义勇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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