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主团体与劳资关系——近代工商同业公会与劳(2)
2017-08-08 04:02
导读：晚清民初，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及规范行业经营秩序、抵御外资进侵的需要，在政府法令的规范下，大量会馆、公所改组为同业公会。据虞和平先生统计，
晚清民初，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及规范行业经营秩序、抵御外资进侵的需要，在政府法令的规范下，大量会馆、公所改组为同业公会。据虞和平先生统计，上海、苏州、汉口和北京的行会在1840年之前成立的只占1912年后实存总数的28.7%；1840-1903年间成立的行会数则占到总数的48.7%。但到1904年后伴随着商会及新型行业组织同业公会的大量建立，行会的增长量已大为减少（注：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在传统行会基础上分转合并而来的工商同业公会占尽大多数，而完全新成立的同业公会由于新兴行业的有限所占份额并不大。据1930年统计，上海市“总计改组合并及新组织之同业公会数目共得一百七十个，分析之，计改组者一百四十个，合并者由五十八个合并成二十三个，新组织者七个。”（注：《贸易月报》第10卷第7号，1930年。）在会馆、公所向同业公会转化的过程中，雇主与工人间的阶级分野也逐渐明晰起来。雇主从劳动生产中分离出来，为了扩大再生产，不少行业以契约形式招募工人。近代产业“一变从来的形式，向之师傅为一业之首领者，今而变为工作之经理矣，向之以伙计与徒弟为工作人者，今则变为自由缔结契约之劳动者矣”（注：王清彬等：《中国劳动年鉴》第一次，第二编，“劳动组织”，第4页。），这正为劳资分化在行业组织内部的体现。
在工商同业公会自主发展阶段，同业公会固然实际上与会馆、公所一样也是业主的集合体，不过，对于雇工仍然没有明确予以排除。1918年，北京政府颁布的《工商同业公会规则》规定，工商同业公会之发起，须由同业中3人以上资看素孚者发起，同一区域内之工商同业者设立公会，以一会为限。在《工商同业公会规则施行办法》中，要求将同业者工商号及经理人姓名表册送交官署审核。该规则对于手工劳动及设场屋以集客之营业排除在外，对于原有之会馆、公所均得照旧办理。因此，该规则虽确定了工商同业公会及会馆、公所之正当地位，但对于其成员仅以同业为限，对于会员并未明加限定。1927年11月，与南京国民政府同时对峙之北京北洋政府颁布了《工艺同业公会规则》，规定“凡属机械及手工之工厂、作坊、局所等，操同一职业者，得呈请设立工艺同业公会”（注：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下），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907-908、985-991页。）。据此规定，工厂之普通工人、技工或师傅均可成立工艺同业公会。不过，这一规则终极未得实施。在北京政府时期，固然工商同业公会有关法规未将工人排除在外，但也只是在形式上维持了会馆、公所时期的组织架构，并不意味着工人在同业公会之内的权利有所扩大。假如结合此一时期职业工会的发展情况来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实际上的劳资分立及劳资团体分别发展的趋势已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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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会馆、公所向同业公会的转化过程中，业主与师傅依然对同业公会保持着控制权，而职业工人要求另组职业工会的情况则不断增多。不论是在新兴行业或者传统行业，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的数目和规模的扩张，工人的数目和集中程度也大为增长。在近代结社意识的影响下，不少行业的工人联合起来另组工会或新的公所。在苏州，成立于道光二年的云锦公所，原本为苏州丝织业共同的行会组织。至同治年间“重建”的云锦公所，已由苏州丝织业的全行业组织向纱缎庄“帐房”的同业组织演变，其后，“机匠一帮设立霞章公所”，揽织机户和机匠开始从云锦公所中分化出来。据《重修霞章公所碑记》记载：“霞章公所者，吴县丝织产业工会之基础也。始创于***纪元前二年”，亦可明其性质（注：苏州市档案馆等编：《苏州丝绸档案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35页。）。在有些地区，因雇主与雇工之组织并存，分称为“东家行”、“西家行”。如佛山大材大料行中东家组织称广善堂，西家称敬业堂；佛山漆盒行中东家称同道堂，西家称彩联堂；佛山朱砂年红染纸行中，东家称同道堂，西家称珍宝祖社。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工人运动趋于高涨，职业工会之成立不断增多。1920年5月，《新青年》杂志曾对各地劳动状况进行过调查，其中关于上海、南京两市的雇工行会记载较具体，现将有关情况列表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