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嫌合同诈骗案件之诉讼方式选择

　　一、涉嫌合同诈骗案件现行诉讼机制之实务考察

　　在立法层面，涉嫌合同诈骗案件应当如何处理，规定相当复杂。除《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外，1998年4月29日施行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经济犯罪规定》)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规定，为审判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但由于所涉及的规定比较庞杂宽泛，相关条文操作性不强，法院在审理中经常引起适用混乱，导致裁判不统一。

　　根据现行规定，涉嫌合同诈骗案件不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涉嫌合同诈骗案件中民事诉讼一般受刑事诉讼制约。下面结合具体案例予以说明：

　　(一)裁定驳回起诉的方式

　　案例1：

　　[2]2002年，陈莱某与陈某签订买卖合同，陈莱某在工商银行某支行开户存款。陈某伙同支行经理郑某私刻陈莱某印章，取走253万元。法院判处陈某、郑某构成诈骗，追缴违法所得253万元返还被害人。闽侯支行向陈莱某支付了253万元及利息62万元。2007年，某支行起诉要求陈某、郑某还款315万元。法院审理认为，原告未能证明经追缴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裁定驳回起诉。

　　本案适用《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5条的规定。

　　[3]刑事追缴范围为253万元，而原告的损失除253万元外，尚有利息62万元。即使通过追缴，也不能弥补原告的损失，原告仍需另行起诉。

　　(二)移送侦查机关的方式

　　案例2：

　　[4]2006年4月，范某与栾某签订《抵押借款协议》，约定向栾某借款72万元，范某提供住房作抵押担保。栾某如数将钱款付给范某，范某出具收条。借款期限届满后，范某不知去向。栾某诉请范某还款本金72万元及利息10万元，并以抵押房产优先受偿。法院认为范某涉嫌合同诈骗，本案不属于民事纠纷，裁定将相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本案适用《经济犯罪规定》第11条的规定。

　　[5]因法院认为范某涉嫌经济犯罪，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由于范某在逃，案件处于侦查阶段，无法启动刑事审判，栾某也无法获得赔偿。

　　(三)裁定中止诉讼的方式

　　案例3：

　　[6]1998年，黄某以炒股为名向郭某借款100万元。1999年，朱某承诺愿意替黄某偿还50万元。后郭某收到黄某还款70万元。由于尚欠30万元债务未还，郭某于2007年起诉朱某还款。法院审理发现，公安局于1999年针对该100万元以涉嫌诈骗罪对黄某立案侦查至今尚未结案，故裁定中止诉讼。

　　本案适用《民事诉讼法》第136条的规定。

　　[7]因公安机关对黄某是否构成犯罪尚在侦查，长达十年未侦查终结，法院裁定中止诉讼，郭某的权利长期无从救济。

　　(四)刑民分开审理的方式

　　案例4：

　　[8]2000年，刘某得知钓鱼台村要买化肥，便谎称是某土产站业务员，并利用关系拿到盖有土产站公章的出库单，数日后钓鱼台村将购化肥款137518元付给刘某。钓鱼台村拿出库单提货遭拒。土产站发觉刘某涉嫌诈骗，报案后公安局立案侦查，现刘某下落不明。法院认为，刘某涉嫌诈骗与本案确有牵连，但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判决土产站支付购肥款90%，计123766.20元。

　　本案体现刑民分开审理方式，适用《经济犯罪规定》第10条的规定。

　　[9]法院认为刘某是否构成诈骗均不影响土产站民事责任的承担，故作出实体判决，钓鱼台村的权利得到保护。

　　二、涉嫌合同诈骗案件先刑后民处理之成因剖析

　　(一)涉嫌合同诈骗案件现行诉讼机制之体系化结构

　　上述案例中，案例1、 2中承担刑事责任的主体与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相同，案3、 4中实施合同诈骗的主体与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不同。据此，本文将涉嫌合同诈骗案件分为两种类型：

　　[10]一是竞合型合同诈骗案件，即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均由同一法律事实所引起，并由同一主体承担，表现为主体与对象同一。

　　二是牵连型合同诈骗案件，即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是由有牵连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承担刑民责任的主体不同，主要表现为对象同一。

　　针对竞合型合同诈骗案件，根据现行规定应当先刑后民，在刑事案件审结之前，民事案件或驳回起诉，或移送侦查机关，当事人不能通过民事诉讼获得权利救济。

　　针对牵连型合同诈骗案件，根据《经济犯罪规定》第10条规定，“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分开审理。而仅规定刑民分开审理并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实践中大量存在民事诉讼因刑案未结而中止的情形，当事人权利同样不能获得有效保护，案例3即是有力例证。

　　据此，涉嫌合同诈骗案件的现行诉讼机制可解析为：牵连型合同诈骗案件刑民分开审理，民案或中止诉讼，或作出实体判决;竞合型合同诈骗案件一律先刑后民，民案或驳回起诉，或移送侦查机关，待刑案审结后，当事人经追缴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的，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这种机制中，除作出实体判决外，驳回起诉、移送侦查机关、中止诉讼等处理方式均体现了先刑后民原则，合同纠纷解决受到诸多因素限制，难以实现权利救济。

　　(二)涉嫌合同诈骗案件先刑后民处理之理论基础

　　先刑后民作为我国审判实践中多年奉行的司法原则，学界一般认为其理论基础是：

　　1.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公共利益优先。在刑民交叉案件中，民事不法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公民、法人的个体利益，而刑事犯罪侵犯的客体主要是社会公共利益或秩序。如果将民事诉讼程序前置，被害人为了尽量弥补自己的损失，经常草率与犯罪嫌疑人达成调解协议，结果导致犯罪嫌疑人得以逃避刑事法律制裁，社会公共利益和秩序遭到破坏。{1}

　　2.提高诉讼效率，节省司法资源。许多案件进入刑事审判后就没有必要再进行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能够部分地解决民事诉讼的问题，可以通过追缴退赔使被害人的损失得到补偿。{2}且刑事裁判对民事诉讼具有预决力，先刑后民可以避免重复举证和查证事实，避免重复劳动。

　　3.避免刑民裁判矛盾冲突。在现代诉讼程序刑民分离的背景下，刑事和民事诉讼程序之间存在着程序技术上的差异，可能引发程序间的交叉与冲突，对于同一案件，刑事裁判与民事裁判之间可能不相一致甚至相互矛盾。{3}先刑后民可避免刑民裁判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