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的梦想与流放者的困惑(1)(4)
2013-10-26 01:06
导读：五 在整部影片中，刮痧只是中西文化差异的一个缩影，通过它，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中国人与这一整套法律制度的磨擦。而这一套西方的法律理念与制度正
五
在整部影片中，刮痧只是中西文化差异的一个缩影，通过它，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中国人与这一整套法律制度的磨擦。而这一套西方的法律理念与制度正在从各个方面向中国传统社会渗透。我并不企图也无力去论证这一过程是否可行，但至少现实早已经告诉过我们，人与制度的不兼容永远不会在理论层面上显现，当法学家们论证种种洋货色的合理性时从未遇到过挫折，因为那是“纸上谈法”。尽管他们有时会构想出一些问题并提出“学者意见”，但这些在他们脑海中浮现的所谓“实践中的问题”其实从来都是一些伪问题。很明显，我在老调重弹，法律能否移植，法治如何可能，“西化”还是“本土化”，这些在最近几年被激烈讨论的话题，似乎已很难在理论上凭空引起任何人的兴趣。然而《刮痧》的故事却使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重新获得一种生动感，一种新鲜感，似乎是“一切都理解过了/一切又都在重新理解之中”（苏力诗）。这种“蓦然间生起的忘却已久的心情”，[22]在看《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时，我们曾经有过，那是一个中国的农村妇女在面对国家法时的挫败，这里的国家法带有明显的日益西化的标志，即“强调正式法律制度，强调西方式的纠纷处理办法，强调西方的那种权力观念，强调国家对司法权的垄断性控制。”[23]而在《刮痧》中，我看到的是一个已经旅美8年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面对强大完善的西方法律制度前无法通约的痛苦。前者向我们展示的是中国法治的现实，后者有没有可能成为即将上演的中国法治的明天？
影片中末尾许大同将老父送回国内后被迫与妻子分居，以使得法官认为孩子被妻子带回家中后可以有足够的安全保障。若许大同走近其公寓20米以内，就是“违抗法律”。在圣诞夜许大同思子心切，在企图偷溜进公寓而被门卫发现并拒绝后，铤而走险去爬楼外的管道（他家在9楼）。当我看到他在寒风中冒着生命危险抱着铁管一步步吃力地向上爬时，我眼中的泪水就会落下来。这部电影我反复看了几遍，每次放到这个镜头时我都难以自己，唏嘘不止。这里面包含着一个身在异乡的中国人为寻找他的“美利坚之梦”所遭遇的辛酸，尽管不如意，却仍然那么执着。在我眼中，他的背影慢慢幻化成一幅幅画面：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新文化运动……，那是一个古老的民族近百年来在饱受屈辱后转而向西方学习的踉跄脚步；严复、康有为、胡适、殷海光，一批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在各种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亦未曾放弃过传播西学以壮我族的探索，他们会成功吗？我的祖国会因此强大起来吗？写到此处，笔下不由得沉重起来。自《礼记》中提出“大同”一词距今已是几千年，在如今“全球化”、“接轨”、“现代化”的语境下，它已经被赋予了新的意思。若是孔老先生活到今天，他会不会也问一句：“夫大同可欲乎？其有期乎？”我不得而知也。时至今日，在中国法学界诸多优秀学人将西方法治的理论和经验引进国内以求建构中国的现代法治时，我脑海中仍然常常挥之不去这样一些问题。这样的困惑并不意味着我就是个“××论”者，在理想与现实的纠缠间，在普适性与地方性的话语争斗里，在平面化与时序化的语词丛林中，堂吉柯德也会迷失其间。所以我想苏力可能是对的，争论那些“众妙之门”的问题也许并没有多大意义，只是在为论者授以“虚名”的同时又演化成新一轮的主义与标签之争。那将把我们再一次引向八十年前的情势。如果本土化的努力只是表现为引经据典地论证此一口号的合理性，那不过是又树起了一个宏大的招牌，实质上将和它所批判的“移植论”沦为同一货色。所以重要的是做了什么，而不是说了什么或标榜了什么。然而我们能做什么呢？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每一个川上的吟者可能都会在有所作为的雄心与无能为力的荒谬感之间面临分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所作为。尽管我赞同是一个民族的生活而非法学家创造其法治，[24]但在我看来，法学家所做的也并非仅仅是事后的理论正当化。因为学者的努力无论微巨又何尝不是这民族生活的一部分呢？每个人都不可能游离于生活之外，因为“我和你都深深地嵌在这个世界中”（借用苏力的一篇文章名）。如果每一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都可以静下心来，“不要让世纪末的时尚口号和花哨的旗帜所遮蔽，使相互认同产生障碍”，[25]而是去认认真真地“阅读”当代中国社会的内在秩序，并在此一基础上清晰合理的呈现有感而发的读书笔记，为将来可能的系统的理论建构做一些坚实的准备，那么在我看来，可能要远远胜于为一些众所周知的表象提供某些隔靴搔痒的“学者意见”或“解决方案”了。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又想起了胡适的话：
“我们应该先从研究中国社会上，政治上，种种具体问题下手；有什么病，下什么药，诊断的时候，可以参考西洋先进国的历史与学说，用作‘临症须知’，开药方的时候，也可以参考西洋先进国的历史和学说，用作一种‘验方新编’。不然，我们只记得几首汤头歌诀，便要开方下药，妄想所用的药进了病人肚里，自然‘会’起一种适用环境的变化，那就要犯一种‘庸医杀人’的大罪了。”[26]
不是畏难求易地、偷懒去做留声机，而是认真地先诊断，再参照西洋的学说，为中国的问题开出我们自己的药方，在川上的我们自己的船上说出自己的独特感悟并寻求共鸣，——也许，这可以回答那个令人战栗的问题——“什么是你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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