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国内外民族旅游研究综述(1)(3)
2014-03-10 01:12
导读：发展能力进步。Robes Yiping Li(2000)以加拿大温根遗址公园(Wanuskewin Heritage Park)作为成功案例分析，指出民族旅游开发当中政府、贸易组织和当地社区共同合作
发展能力进步。Robes Yiping Li(2000)以加拿大温根遗址公园(Wanuskewin Heritage Park)作为成功案例分析，指出民族旅游开发当中政府、贸易组织和当地社区共同合作，共享利益，居民能参与旅游规划和开发工作，并且本土文化的贸易化被作为当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13]。
B.负面影响
除了经常提到的民族文化贸易化和四周环境遭到破坏以外，主要还有：
形象失真。Gillespie(1988)指出旅游经营者对土著文化不恰当的描述以及当地人民的生活毫无保存的展现给游客都将影响土著人民的自身建设和社会交往。土著文化非原真性的展演会使游客把土著人民看作是边沿的失往生命力的“古玩”而不是动态发展着的活的文化[14]。
就业受限。由于当地劳动者的技能和环境不能满足产业发展的需要。当地人民在旅游业中主要从事低级的和低收进的工作，严重限制了他们改善生活条件和劳动技能的机会，同时旅游产业的发展也受到限制[14]。
利益分配不均。由于资金短缺，大多旅游企业都不回土著人民所有。即便土著人民拥有旅游企业的所有权，收进分配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所以私人获得的收益依然很少。另外，尽管政府希看把旅游获得的收进用于促进地方的经济独立和改善人民生活，但实际情况是地方的旅游服务和设施多为外来投资者所有，所以旅游业的经济收益很大部分都被外部利益团体所获取[14]。
4.民族旅游目的地治理
国外对民族旅游目的地治理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包括民族旅游目的地的发展阶段、治理方法和目的地营销等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有：Ngaire Douglas(1997)将巴特的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理论应用于马来西亚三个土著岛屿的研究[15]；Claudia Notzke(2004)从四个方面(4Hs)(地理环境、文化遗产、历史发展和手工艺品)分析了加拿大艾伯塔省南部的土著旅游开发回处于早期摸索性发展阶段的原因，指出其土著旅游发展还具有可观的发展潜力[16]；Alan A Lew.(1996)从民族旅游治理角度分析了美国118个印第安人部落，由于不同部落对于旅游重要性的估计以及旅游与其他部落活动之间的关系各异，所以他们的旅游治理方式也存在多样性，但对于大多数部落而言，部落首领的办事机构是旅游发展的主要执行和决策机构[17]。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三、国内民族旅游研究综述
随着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国内学术界对民族旅游的研究日益关注，研究内容主要包含开发模式、旅游资源、旅游市场、民族村寨等四个层面的题目。
1.民族旅游开发模式的研究
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国内学者主要提出了4种民族旅游的开发模式，详见表4。
2.民族旅游资源的研究
A.资源开发保护及其影响因素
大多数学者采用案例分析形式，结合具体民族地区的民族旅游资源，从旅游发展的现状及存在题目等方面，提出民族旅游资源的开发和保护措施。(见表5)
B.资源开发的人类学研究
陆军，潘善环从
民族学角度提出民族旅游资源的调查研究方法[18]；周俊满、陈芸先运用旅游人类学分析区域性民族旅游开发的条件与策略[19]；郭颖利用文化人类学研究了少数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等[20]。
C.不同民族文化类型的开发
具体的民族文化类型包括民族歌舞、民族节庆、民族体育等形式。文斌(2006)分析了中国民族旅游节庆开发的现状，深进剖析了民族旅游节庆的主题设计、开发模式和运作机制[21]；徐红罡、田美容(2004)以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歌舞旅游产品开发为例，建立了民族歌舞旅游产品治理模型[22]；殷群(2007)分析了大理白族歌谣文化的旅游功能及其现有开发形式，提出大理白族歌谣旅游产品开发的独立型和耦合型模式[23]。
D.民族旅游资源评价
近年来民族旅游资源评价的研究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有关学者运用较多的评价方法主要有定性评价、定量评价、比较评价、综合评价等。定性评价主要从民族旅游资源的开发条件、类型结构、资源等级和价值等方面展开，如陶犁从资源的吸引向性、资源开发潜力级别、资源开发限制型三个方面对云南怒江州旅游资源进行定性评价，同时还与相邻3个旅游区作了比较评价[24]；定量评价主要是通过建立
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等进行评价，如熊辉、彭重华、朱明(2007)以湘西侗族村寨景观为例，从景观的功效性、生态敏感度、美感度和民族性四方面建立民族村寨景观资源评价体系[25]。
